每逢經濟災難發生，政界總會乞靈於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金融海嘯之後，情況明顯見諸歐美之別：歐洲大行緊縮，結果經濟持續低迷；奧巴馬治下美國奉行凱恩斯主義，以投資提振市場，數字上經濟現已復甦，達致全民就業。然而此時美國掀起反精英民粹浪潮，聲討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現象，最終由商賈杜林普收割民憤，乘勢入主白宮。劇情發展看似弔詭，但對政治經濟學家 Geoff Mann 而言，其實相當合乎凱恩斯的邏輯。
凱恩斯曾承諾一勞永逸解決「經濟問題」－－「階級與國家之間的匱乏、貧窮和經濟掙扎」：「現今經濟問題虛耗了我們的道德精神和物質資源，當被降至次要地位，人類的心力就能再次聚焦真正問題。」凱恩斯經濟理論抱持平衡利益的理念，為何美國歷經八年凱恩斯政策卻以另一波民粹浪潮收場？據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環球政經中心主任 Geoff Mann 解釋，一來主流經濟學派（如新古典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選擇性擷取凱恩斯理論，二來凱恩斯的經濟方針本來就為延續精英統治而設。
Geoff Mann 新作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即明確批評上述凱恩斯的弔詭：一方面，凱恩斯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前提不設實際，箇中代表如李嘉圖（David Ricardo）幻想總需求與就業長遠終將達致均衡（equilibrium），單純描述理想世界而非現實，將經濟學扭曲成為神學：「這種『長遠』只會誤導世務；長遠而言，我們都已身亡。」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職責「太易而且無用」，等於「身處暴風雨時節，卻只會揚言風暴過後大海將會復歸平靜。」另一方面，凱恩斯雖然認定放任自由市場與共產主義同為災難，其政治經濟主張卻是迎合資本主義的調整。
Geoff Mann 的說法上溯於凱恩斯「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三大結論：一、經濟學的目的必須超越關於「後災難均衡」的無用預測；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弊端－－「創造富裕亦製造貧窮」（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將令文明永遠陷入動盪，充滿災難與潛在崩潰，傷害一旦造成即無可挽回；三、一旦資本主義自我毀滅或是馬克思式革命發生，一切均不保證能夠倖存，後者是「災難主義」（catastrophism），前者在其自由市場形式的均衡點則是「滅絕」（extinction）。Geoff Mann 解釋，凱恩斯之所以要破除新古典經濟學的偽科學論證，而從分析人類行為出發，視政治經濟學為應對資本主義災難的創新方案，旨在從其手中保衛「薄弱文明」。在凱恩斯眼中，今日的文明社會建基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倚重少數人的意願和個性，靠詭計推行的法則與成規維繫」，經濟學家則是西西弗斯，不斷與之拉鋸，重新穩固文明基石。
今日的新自由主義吸納了凱恩斯部分主張，理念卻是南轅北轍。凱恩斯旨在以量產貧窮為代價，維持「現代中產特權政局」穩定，同時防止情況過分惡化，導致「一無所有」的人投身革命。換言之，凱恩斯主張一場「去革命的革命」（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經濟學家只需退居「後座」（back seat），協調政權運作即可；新自由主義則復歸市場至上，無視文明命運，而邏輯亦充滿矛盾：首先，經濟學家具備領域權威，最有資格制定方針，然則新自由主義者相信最理想的經濟政策卻是放任自由市場，亦即毫無經濟政策；其次，主流經濟學家承認無法預測經濟政策的影響，因而一旦成效不佳亦無人需要負責，但當經濟陷入危機，則只有經濟學家有辦法拯救社會。凡此種種詭辯，Geoff Mann 歸納為「當代經濟學龐氏騙局」。
Geoff Mann 認為，凱恩斯對於根絕經濟問題的承諾至今尚未實現，部分原因在於其本來就無意解決經濟不穩、終結財閥政治或處方「食利者安樂死」，而是微調經濟政策，將財富向上流動最大化，風險向下分散同時，確保不致觸發革命，因此金融海嘯過後十年，縱使歐美應對方法迥異，經濟秩序卻仍無大變，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弊病，對此實毋須意外。或者當代凱恩斯主義者仍有法寶可出，但假如連凱恩斯也失效，去革命的革命無用告終，可能就意味一場真正的革命爆發在即，或是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失敗的革命隨時導致法西斯興起。至此亦觸動了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問題：押上文明本身也要改善文明是否值得？凱恩斯沒有答案，Geoff Mann 也沒有答案，世界想必亦無解答，所以終於癱瘓，一切維持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