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某建築公司爆出醜聞，兩幢住宅大廈的混凝土結構不合格，需要拆掉重建。有人嘲笑香港終於在偷工減料上與強國接軌，豆腐渣工程怕會成為常態；但也有人指既然要重建，「品質標準」起碼還被當成是一回事，未爛得徹底。
在隱喻的層面上，建築的解體拆卸經常被當成崩潰的象徵，與身處的社會狀況作對讀，建築的破滅也成了社會淪喪的代名詞。當代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聖路易市 50 年代的公共住宅計劃 Pruitt-Igoe，經常被引用為現時公營房屋政策、都市規劃，甚至現代主義建築的失敗例子。
1940 年代的聖路易市面對人口膨脹，加上社會政策失敗，貧民數量激增，間接導致治安和衛生等問題。當時市政府想到建造一個公共住宅城區，用以集中安置黑人及白人貧民，方便市中心再開發。在 1950 年，市政府委託了日裔美國建築師山崎實設計 Pruitt-Igoe，山崎是帝國大廈的設計者之一，後來的作品以紐約世貿中心最為著名。
在 1955 年落成的 Pruitt-Igoe，以 33 幢 11 層高的混凝土住宅所組成，不僅擁有升降機設備，還兼顧了社交功能的公共空間與綠地。然而，這聽上去很不錯的住宅項目連 20 年都捱不住，60 年代不僅空置率極高，還成為三教九流的聚集地，結果在 1971 年便被市政府拆卸。
美國建築家 Charles Jencks 認為，1972 年 7 月 15 日下午 3 時 32 分 —— Pruitt-Igoe 的拆卸完結時刻，是「現代建築死亡之日」，他甚至覺得要把拆卸後的廢墟保留下來，以作警世之用。於是「Pruitt-Igoe 之死」也成為了後現代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經典例子，用以宣告絕對理性的都市規劃及社會結構之不可能。
當然「Pruitt-Igoe 之死」不能盡然歸咎於現代主義的建築，管理不善的政府起碼要負上大部分的責任。除了粗糙的建築質素，自落成起就沒有維護的大廈，亦與當初的願景相距甚遠。在 2011 年的紀錄片 The Pruitt-Igoe Myth 中，導演 Chad Freidrichs 主張這個住宅項目的失敗，與外在社會環境的波動：物業管理維修的放置、聖路易市失敗的社會政策、市內就職情況、社區治安等因素有關。所以「Pruitt-Igoe 之死」的確是一個象徵，不過是社會整體淪落的象徵。建築的摧毀，其實是因為住在裡面的人被社會摧毀了。
拆掉一兩幢大廈在今天或者不算甚麼，帳面上反而有正數增長 —— 拆卸和重建都是消費。但數十年後的歷史書或者會將其當成一種時代的象徵，建築的摧毀也就成了社會崩潰的隱喻。雖然早在那兩幢樓要拆以前，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早就知道這個政府有多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