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達官貴人普遍把家眷兒女安置在西洋，幾乎成為身份象徵的其中一個 indicator。
但 19 世紀晚期，即使只不過和洋人打交道，也足以令人蒙羞，譬如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被他的家鄉湖南視為奇恥大辱，當地的讀書人諷刺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雖然洋務運動有朝廷背書，但實際操作起來，在官場和民間遇到的壓力，顯而易見。
李鴻章顯然是一個異類，或許要多虧他「面皮厚」（畢竟左頰中彈也死不去），當然更可能是心理足夠強大，才抵得住迎面襲來的各種冷箭。
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承擔了所有罪責，包括用一顆子彈在談判桌上討得削減一億兩銀的賠款，還是被罷官。他賦閒在家，卻依然門常開，常和各國人士見面。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便於 1895 年 9 月 17 日第一次到訪李府，據他自稱：「總督異乎尋常的熱情，堅持要我留下來與他共進晚餐。用餐過程中，一再對我大加讚美之辭。」
主要談話內容當然是時政，李鴻章當時身處怎樣的政治局勢呢？李提摩太得出結論：
- 皇上毫無主見，最終決定權在他身邊最親近（最信賴）的幾個人手裡。
- 絕大多數高級官僚對外國事務一無所知。連翻譯的書也不看，鄙視西方文化為「鬼子學」。
- 連張之洞也主張戰鬥到底，堅決不肯和談。還資助上海的「新聞報」，天天唱衰李鴻章。
- 但凡西學有所造詣，朝廷是不會給予官職的，遑論重用。
只從這幾個結論，就可以判斷後來的戊戌變法以及義和團等一系列災難，都正在發生的路上。
首先，光緒皇帝只是一個 20 來歲的年輕人，即使有改革的志向，也知道西方文化不學不可，但是他沒有判斷力，身邊最信賴的人是誰呢？首屈一指是他的老師翁同龢，後來又加上了高談闊論的康有為，這些人左右皇帝的決策，像駕駛一架超級巨輪，後面的人在船長身後指指點點，一時這樣一時那樣，長賜號一個不留神也在蘇彝士運河擱淺，何況大清這艘千瘡百孔的破船。
最關鍵的，應該是官場之內根本沒有學習西方的意願，與日本明治維新大相徑庭，絕大多數高官不屑於學，反而認為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態度開放，是「鬼子學」的漢奸，連恭親王也有花名「鬼子六」，義和團則把皈依基督教的人都斥為「二毛子」，從「鬼子學」到「二毛子」，反映了朝野上下的真實心態，因此在官僚系統內，提拔真正的中西文化通才，幾乎不可能，這可以解釋後來嚴復的際遇。
然而，即使在洋務派內部，張之洞也在最關鍵的時刻跟李鴻章唱反調，支持開戰，小心思顯而易見，無非是出於嫉妒和素來不和，Rivalry 之間的私人恩怨，蓋過了國家利益。只能說幸好在東南互保的時候，張李總算達成一致。
李鴻章身邊還有一位跟隨了他 20 多年的英文秘書，美國人畢德格（William N. Pethick），此君本來在天津擔任副領事，因為和李鴻章投契，便辭職轉投李的幕下，成為他的心腹之一。
畢德格向李提摩太表示，外交上最大的困難，是大清政府總是不明白，與外國政府簽訂的所有協議，都應當像遵守法律一樣嚴格對待，如果忽略或違背了協議，就會導致戰爭。
只李鴻章明白這一點沒有用，他身後的主人，以及朝中的同僚，都裝聾作啞，出了事便耍手擰頭，都丟給他出面談判 —— 事實上，由於西方列強認為，當時中國的統治階層內，可以溝通的只有李鴻章一人，其實是指定要他前來談判，換了其他人，雞同鴨講，還不是浪費時間？
但在當時仇外、排外情緒彌漫的大氣候下，李鴻章還聘請洋人擔任秘書，包括早期與戈登、赫德的合作，以及與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私交，怎麼可能是簡單的「崇洋媚外」？簡直是逆流而行，心理質素實在不是一般人可比，畢竟在今日香港的官場，也沒有一個人敢這樣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