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後的第 76 年，直接體驗戰爭的世代差不多都成為了史書上的句子，而閱讀的是孫輩、甚至曾孫輩。戰爭的問題也漸漸由「見證」移至「傳承」上。
成田龍一把戰後的論述變遷劃分為「體驗時代」（50-60 年代）、「證言時代」（70-80 年代）及「記憶時代」（90 年代後）。「體驗時代」建立了戰後論述的共同語言，「證言時代」開展了「戰後」的價值判斷和論述方式，「記憶時代」反思「戰後」論述的本身，重新思考「戰爭」有關的主題。
1990 年代的「記憶時代」不是單純的回顧，而是一直以來見證的清算與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數吉田清治的虛假證詞風波。自由撰稿人吉田在 1980 年代開始，自稱在參加戰爭的時候，曾經聽從上級命令抓捕朝鮮女性，並強迫其成為慰安婦。在當時，他的證詞被視為日軍暴行的第一身資料，不斷被邀請到國內外演講，「朝日新聞」、「北海道新聞」等大型媒體也刊登了他的文稿，之後每當提起關於慰安婦的討論，都以吉田的證詞為依據。
然而，不久後有人發現吉田的說話充滿矛盾之處，說法亦經常變化不定，質疑的聲音漸漸出現。韓國「濟州新聞」到訪吉田聲稱抓捕慰安婦的村落調查，從居民口中發現其所謂「證詞」根本是子虛烏有。之後許多人調查文字紀錄，也發現他的個人經歷都是杜撰，由畢業學校、職務履歷到行軍經驗都由謊言堆砌而成。吉田當初辯稱自己是為了保護證詞中出現的人物及其家族，所以修改了部分時地，但被揭發愈多矛盾後，終於心知紙包不住火，在 1996 年承認自己的「見證」其實是虛構故事。
吉田事件影響的不僅是單一見證的失效，而是火燒連環船，連帶慰安婦、強制勞動，及至戰爭期間的一切日軍暴行都被重新清算。吉田事件成為了 1990 年代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引爆點之一，也成為右翼團體否定戰爭罪行的其中一項證明。記憶與證言由「歷史的證明」變成「說法的展示」，歷史說法面對自我統一性的問題，記憶傳承也產生了龜裂。
福間良明認為，與其說戰後時代中發生的是「戰爭體驗的斷絕」，不如說是「戰爭體驗的風化」，言說漸漸脫歷史化，成為單純的表象，並融入商品經濟中。但他同時對化成媒體創作的歷史記憶抱有希望，認為透過流行文化與媒體社會的轉化，過去的記憶才會成為當下的體驗，或者是前往政治調和的方法。正如 Marianne Hirsch 提出的「後記憶」（Postmemory）概念，她指出無論多嚴重的創傷，以體驗為主軸的記憶也無法完全傳遞至下一代。當個人體驗轉化為社會文化記憶後，有關敘事只能透過想像和再構造，讓新世代重新體驗。所以傳遞過程必定是不完全，而且會創造出額外的意義。
戰後 76 年，在追求解構和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除非鎖國兼實行言論管制，否則重建唯一的官方歷史是不可能的任務。如何創造新價值的同時，連絡散落在不同群體的記憶，成為了我們最大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