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國內「冷戰」:伊斯坦堡的自治與專制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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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伊斯坦堡市政府在塔克西姆廣場增設的臨時藝術裝置,開放不到一週便遭警方封鎖及拆除,被視為中央政府對反對派控制地區的打壓。 圖片來源:Diego Cupol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中央政府與最大城市的「權鬥」,在歐美屢見不鮮。在愈發專制的土耳其,國家經濟瀕臨崩潰,伊斯坦堡這個由反對派主政的都會市(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因中央與地方之爭而令自治和財政受壓,不只格外受到關注,更被學者形容為「冷戰」。城市福祉淪為政治籌碼,受害的卻是市民。

這一切源於 2019 年的地方選舉,當時主要反對派從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手中,贏得兩大城市伊斯坦堡和安卡拉的管治權,尤其是前者擁有全國 5 分 1 人口,佔國家經濟產出近 3 分 1,對中央造成重大打擊。此後總統埃爾多安被指藉收緊財政來打壓地方政敵,實現選前「與中央不和的市政府將宣佈破產」之言

今年伊斯坦堡的預計支出約為 80 億里拉(約 42 億港元),高於市政府的預期收入,故需仰賴資助來推動工程。惟據市政府發言人 Murat Ongun 所指,換屆以來該市未獲國家銀行的任何信貸。市政府轉而尋求海外資金,但交易仍需中央批核,過程總是緩慢。伊斯坦堡首次申請發行國際債券,歷時 8 個月始獲批。

Ongun 表示,連串工程包括擴展地鐵系統、更換老化的巴士車隊及增發的士牌,皆被中央政府試圖阻撓,重新設計多個公共廣場亦受打壓。而儘管通脹飆升,執政黨操控的市議會及交通協調中心亦遲遲未批准水費及公共交通加價,直至 4 月才點頭。Ongun 批評:「這是為了令人指責我們無法管理此城。」

伊斯坦堡有意增發的士牌,但被當地的交通協調中心多番否決。2019 年選舉後中央政府改變該組織架構,增加代表公共機構的成員人數,基本上把控制權握在手中。 圖片來源:OZAN KOSE/AFP

根據薩班哲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 Berk Esen,土耳其在 1984 年立法創建都會市,原為在地方層面集權,並讓掌權者藉新工程斂財。城市規劃關注組織「空間正義中心」(Center for Spatial Justice)主任 Yasar Adnan Adanali 亦指,於正義與發展黨而言,最初壯大城市對政治及經濟都很重要,過去亦以投資公共業務,贏取市內貧民的支持。

但反對派在 3 年前的地方選舉大勝,Ekrem Imamoglu 及 Mansur Yavas 成為伊斯坦堡及安卡拉市長,更被吹捧為明年總統大選的「潛力股」。Adanali 相信在此情況下,「擁有強勢地方政府,尤其是由其他政黨主政的,(對執政黨來說)並不可取」。埃爾多安在政治上深感受威脅,進而收緊地方權力。

Adanali 舉例,中央以隸屬被禁武裝組織之名,把數十名土耳其庫爾德反對黨出身市長,換成國家任命人選。薩班哲大學伊斯坦堡政治中心主任 Fuat Keyman 更指,「集權對城市潛藏的高效率構成巨大障礙」,親政府的也受影響。「中央要求遵從議程的壓力,削弱自治市長為其市民福祉作出決策的能力。」

Adanali 認為,面對強烈地震及「海鼻涕」等自然威脅,以及經濟危機下的城市貧窮問題,各市需要「一個政治上較可作為的環境,中央對地方政府並非畏懼而是聆聽」。但目前伊斯坦堡這塊「肥肉」,似乎令埃爾多安難以放手。薩班哲大學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名譽教授 Korel Goymen 直言:

像土耳其這種充滿衝突的政治文化,重點並非誰能做得更好、更用心為人民服務,而是嘗試確保你的勁敵無法順利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