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卓喬
「戰後建築研究檔案」成員
最近數星期正值遷居之間，我住進了倫敦西部的隱世公屋 —— 賀菲爾特邨（Hallfield Estate）。它隱藏在芸芸的排屋公寓之中，地埋上位於柏寧頓（Paddington）、貝斯沃特（Bayswater）、女王道（Queensway）及皇家橡（Royal Oak）地鐵站之間，與每站距離不到 10 分鐘，附近還有知名的海德公園（Hyde Park）。
除了地理位置優越，屋邨本身也是設計上乘的建築群。從外表而言，賀菲爾特並不像一般社會房屋般納悶，不同立面均有不同處理：線條優美的陽台、棋盤式的窗戶及磚塊、別緻的外掛樓梯等，這是出自著名建築事務所 Tecton 的 2 位拍檔 Lindsay Drake 和 Denys Lasdun 的作品。
Tecton 在 20 世紀上旬的倫敦，留下了不少精緻的現代主義設計，較為人熟悉的是倫敦動物園內的企鵝池（Penguin Pool）。Denys Lasdun 後來自立門戶，在倫敦設計了不少地標，如國家歌劇院（National Theatre）。在我工作的建築設計事務所，上司曾不下一次讚譽賀菲爾特的佈局：十數座高低有致的長型大廈垂直分佈，座與座之間形成寬敞的內園，樹木及草地也長得相當茂盛；單位都窗戶都朝西南或東南方向，引入最多的自然光到室內；服務性的空間，如洗手間、廚房等則朝向北邊，也是公共走廊的方向。
不像近年愈趨常見的封閉式社區（Gated Community），戰後公共房屋的空間往往都十分開放，例如通風的公共走廊，沒有大閘的樓梯及電梯等，這在倫敦及香港也十分常見。自 2000 年代起，香港的公共房屋都紛紛設起閘口加強保安，而在倫敦則似乎未有這樣的做法。至少在賀菲爾特，每座的電梯及樓梯都是直接面向地面的公共走廊。對於我這個 90 後而言，沒有大閘及保安的多層公寓，也是頗新鮮的體驗。也許居住密度遠不如香港的公屋，這裡並沒有太熙熙攘攘，但住戶之間卻似乎都互相認識。
有一晚，屋主出外購買日用品後，便帶來了一位住在樓下的鄰居一起吃晚飯。那位鄰居自出生起便在賀菲爾特居住，中間曾遷出，近年回來照顧年邁的母親。他提到，近來樓下的一班年輕鄰居，在走廊及地下終日流連，讓他們在晚上難以安睡。誠然像社會房屋般的開放型社區，居住人口混雜，自然就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差異，他們當中卻有微妙的制衡方法。像賀菲爾特般位處於數條大街以外，整體而言沒太多閒雜人等，但像鄰居提到的一部分的年輕人住客，對住戶構成一定的困擾。
不過，由於這裡終究是他們家人的居所，因此當屋苑內出現麻煩的閒雜人等時，他們又會聯合起來對抗。據屋主述，一位有黑道背景的大漢，曾經常常在附近流連。他會隨處便溺之餘，更會盯著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他們曾多次致電警察不果，最終就是靠那班年輕人協助把他趕走。因此，除非他們造成太大滋擾，屋主通常不會對他們太過苛刻。她更關注的是，這班年輕人逐漸長大，卻還「未夠秤」進入酒吧，這裡似乎缺乏一個適宜的場地讓他們社交。
社會房屋是建築學院設計課裡經常出現的主題，但焦點往往流於建築物本身，而缺乏建成之後真實狀況（post-occupancy）的關注。若然我們設計之前，先在社會房屋住上數星期，也許我們對如何設計合理的社會房屋，會有更多深入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