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隊:當「忠誠反對派」太過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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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左)指示好友奧克亞爾建立反對黨。 圖片來源:The Print Collector/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李家超宣佈,政府會在處理大事時引入「紅隊」概念,由客觀及經驗豐富的人士扮演「對手」,檢視、評估及批評方案。政府的「紅隊」,頗有儒家士大夫向統治者進諫,助其成為更理想統治者的影子。1930 年,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有曾有類似甚至更徹底的「扮演對手」計劃 —— 找來好友奧克亞爾(Ali Fethi Okyar)成立反對黨「自由共和黨」(Free Republican Party)。不過反對黨的角色扮演實在太受歡迎,不足一年即告解散。

凱末爾於 1919 年 5 月,在安納托利亞(Anatolia)帶領國民運動、組織部隊抵抗在一戰獲勝的協約國加諸當地的條約。1922 年凱末爾廢除鄂圖曼帝國王室,並於翌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的姓氏 Atatürk 意思正是「土耳其人之父」,乃由土耳其大國民議會(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根據新的姓氏法在 1934 年授予;他自 1923 年起就任國家總統,直至 1938 年逝世,其間推行大量使國家步向現代化的改革。其凱末爾主義對現代土耳其影響深遠,例如在政治方面廢除哈里發制度,在社會方面推動男女平等、立法規定男性在公共場所戴西式帽而非土耳其帽(fez),教育文化方面則轉用拉丁文字,經濟上頒佈工業促進法等等。

凱末爾不欲以獨裁者形象示人,但其扶植反對黨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圖片來源:CAGATAY/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國父身邊有一班志同道合的革命同袍曾經共同奮鬥,當中卡拉貝基爾(Kazim Karabekir)在獨立戰爭及和共和國成立初期一度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後二人成為對手。卡拉貝基爾在 1924 年有份創立的反對黨「進步共和黨」(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於 1925 年土耳其庫爾德爆發謝赫賽義德叛亂(Sheikh Said rebellion)後,被政府以有份參與叛亂為藉口取締;土耳其正式步入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CHP)一黨制政治,直至 1945 年。

當然,有更多革命同道一直追隨凱末爾,包括奧克亞爾。奧克亞爾於 1898 年考入伊斯坦堡的鄂圖曼軍事學院,與當時同在軍校的凱末爾成為一生的朋友。兩人同樣喜歡浪漫民族主義作家 Namık Kemal 的作品,並分享自己對當時蘇丹的敵意。奧克亞爾曾在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的臨時政府,以及共和國成立後兩次擔任總理職務,並在 1925 年出任駐巴黎大使,直至 1930 年凱末爾要求他成立政黨。

凱末爾之所以要奧克亞爾建黨,旨在制衡執政共和人民黨。根據凱末爾的指示,新黨應該是一個自由主義政黨,反對共和人民黨的國家主義 (Statism)。自由共和黨主張要戴回土耳其帽、重開被政府關閉的蘇菲派小屋(dervish lodges)、重拾阿拉伯字母,並反對凱末爾。當時國內雖然沒有大選或地區選舉,但在市政層面的選舉均由自由共和黨勝出。人們對這新政黨產生極大興趣,也反映他們對共和人民黨,以及包括凱末爾在內的其他當權者認可程度較低。

奧克亞爾在組黨後,曾與黨內其他領袖一同前往伊士麥及愛琴海。他對自己及新黨在兩地受民眾熱烈歡迎的情況感到震驚,連凱末爾本人也擔心,自由共和黨會擄獲其他重要反對革命和改革人士的支持,變相令他們陷入困境。此後,凱末爾愈來愈疏遠自由共和黨,更收回對新黨的支持。顧及凱末爾立場的奧克亞爾最終召集黨友,於 12 月 18 日解散政黨。

事實上,凱末爾和奧克亞爾都不是自由主義者,與之相反,奧克亞爾是堅定的世俗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對領袖凱末爾本人絕對忠誠。奧基亞爾宣佈解散政黨後更指:「我們黨的位置立場已被改變,變成對抗加齊阿塔圖克(Ghazi,指凱末爾)。但事實上,我們黨是在偉大的加齊鼓勵、堅持和肯定下成立,獲保證雙方會有同等的支持。我們從來未想過要創建另一種政治形式。鑑於沒有必要繼續這種激勵手段⋯⋯ 已決定廢除我們的政黨。」

土耳其政治學者 Elnur Hasan Mikail 和 Andaç Karabulut 認為,自由共和黨之所以出現,純粹由共和人民黨孕育、計劃甚至資助。自由共和黨雖然旨在找出共和人民黨不足之處並作調整,從而消除一黨執政的缺陷,卻不是追求執政的政黨。該黨在自行解散的文件中直指,擔心與加齊閣下的政治思想抵觸,是解散的最主要原因。凱末爾生前說過:「我不想歷史銘記自己把專制制度留給國家。」但由他扶植的「忠於政權和信任的反對派」(loyal to regime and confident contrariety),試圖通過在政治框架內聯繫政府及其批評者,做法還是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