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大會在不少國家日益流行，其淵源可追溯至古代雅典。當時的立法部門、法院和地方議會都是經由抽籤產生；30 歲以上的希臘公民均有機會議政，涉及地方財政以至軍事戰略等事務。最近，美國洛杉磯召開公民大會，商討如何幫助無家可歸者；澳洲墨爾本議會透過 43 人參與的公民大會，制訂最高達 5 億澳元的 10 年財政預算；愛爾蘭的公民大會於 2017 年建議政府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廢除禁墮胎法。現今的公民大會，可能成為有效的政治替代方案？
現代的公民大會通常由立法機關發起，透過非營利組織召集公民並進行抽籤，再按被抽中者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分類，以反映整體人口分佈。其議政過程跟陪審團類似，參與者由主持人（facilitator）提供議題的相關資料，然後舉行數日會議，聽取利益相關者和專家的意見，以商討新立法的建議。國際研究機構 DemocracyNext 創始人 Claudia Chwalisz，致力復興這種民主模式，認為法國和美國建立至今的民主制度，只會淪為寡頭政治。公民大會並非由民選官員掌握決策權，成了一種不牽涉任何政治利益的另類替代方案。
現時美國競選國會議員的經費，起價為 40 萬美元（喬治亞州參議員 Raphael Warnock 於 2022 年第 3 季度，為其競選籌得高達 2,640 萬美元）。超過一半以上的國會議員為百萬富翁。政府由精英管理被視為理所當然，顯然有別於由一般市民組成的公民大會。
近年全球有逾 500 個公民大會參與制定政策。巴黎、倫敦和東比利時均設立了常任公民議會，商議項目包括瑞士的經濟型房屋、美國俄勒岡州的企業利得稅，以至日本的人口下降等。隨機組成的與會者不但有助解決社會分裂的各種問題，還能促進學習共處。但公民大會的成效，還視乎其建議有否被納入法案和公投。例如法國的公民大會曾就氣候問題提出一項氣候法案，承諾將該國碳排放量減少 40%，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提案獲交議會。
然而，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政治學副教授 Peter Stone，以愛爾蘭公民大會建議舉行全民公投，並最終廢除墮胎禁令的實例，說明公民大會可能促成巨大變革。當地自 1980 年代，在民意一面倒支持下立法禁止墮胎，其後民意卻有所變更。Stone 提及：「對政客而言，當事情出現變化時，則意味著帶來危機。」他認為公民集會能測試民意水溫，亦好比對於未來的市場研究，有助掌握民情變化。當地議會更為愛爾蘭公民議會 Oireachtas 開了政治綠燈。
公民集會的批評者包括蘇格拉底，指出公眾對特定問題缺乏專業知識。沒有足夠的學術資料和專家證詞，議會最終可能會依賴意見，甚或受偏見影響，而多於根據事實。聯合國民主基金為公民大會在選取背景資料和發言人上，給予詳細指引，並為提出請求的參與者提供更多信息。
最近，加拿大非營利組織民主表達委員會，就互聯網散佈謊言和虛假信息的議題，召開了公民大會。與會者聽取了 13 位專家的發言，包括大學教授、互聯網和刑法專家，以及一位來自 Twitter 的代表。加拿大文化遺產部長 Pablo Rodriguez 認為大會的討論惹來極大關注，故要求召開額外大會作進一步調查，預計於即將就結果提出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