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向來被尊稱知識堡壘，書架內容就是文化與意識形態轉變的見證。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的斯拉夫語資源統籌兼負責人 Ksenya Kiebuzinski 分享，近年俄羅斯政治宣傳與假資訊寫成的書籍湧現，令館方面臨審查書籍的政治壓力，但最終仍秉持圖書館管理的國際指引，尊重知識流通自由；她又相信培育學生分辨真假的資訊素養，始終是後真相時代的教育使命。
在戰爭時期，書籍經常扮演重要角色，如學術研究、調查式報道、虛構文學創作與政治文宣，統統是支持或反對戰爭的媒介，以致書籍也淪為另類戰場。在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都實行出版審查，烏克蘭政府限制「反烏克蘭」資訊，有多達 300 本書落入黑名單；俄羅斯司法部亦有極端主義材料清單，其中有 5,300 項內容被查禁，包括書籍、文章、歌曲等。
Kiebuzinski 坦言，自身負責為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發展斯拉夫與東歐研究館藏，即使人在加拿大也感受到政治壓力。2014 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館方就收到大量內容不實的俄羅斯出版物，如 Crimea Forever with Russia、Ukraine: Chaos and Revolution as Weapons of the Dollar、The Battlefield is Ukraine: The Broken Trident。這些作品都否定烏克蘭主權，或者宣傳克里米亞是俄羅斯不可分割一部分，指控美國和北約是政治幕後黑手。
網媒 Chytomo 曾經羅列 50 本親俄政治宣傳書籍，說明俄羅斯出版界如何向烏克蘭開戰。根據世界網上圖書館目錄 WorldCat 資料，上述 50 本有問題書籍當中，有 44 本存在於至少一間北美圖書館內，眾多美國享負盛名的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等圖書館都有收藏這些出版物。多倫多大學圖書館亦不例外，烏克蘭與俄羅斯的禁書同樣是館藏一部分。
事實上，不少圖書館都有希特拉的「我的奮鬥」或史太林作品集，但不代表館方認同其中內容。Kiebuzinski 指出，國際圖書館協會與機構聯合會（IFLA）對圖書館管理專業操守有明確指引，要求尊重知識自由，使每個人不受限制尋求和接收資訊，所以「我們拒絕基於政治黨派與教條限制資料流通，不論有關要求是來自個人、政府、宗教還是民間機構」。
然而，如何在尊重知識前提下，不使圖書館信譽受損，同樣是圖書館管理業界的道德兩難。美國西蒙斯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學院分部主任 Laura Saunders 便致力研究，如何在拒絕政治審查、又拒絕淪為威權幫凶的前提下，以更負責任的方式採購、組織和管理已知的失實資訊。Kiebuzinski 則認為，培養學生與研究員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包括搜尋、批判理解與有效運用資訊的能力，是應對假資訊氾濫問題的必備生存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