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傳出香港政府正研究與內地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醫衛局在 5 月 22 日稱近期器官捐贈取消登記數字「不尋常」，行政長官李家超更表示情況有可疑，已要求警方調查；而有建制媒體形容有關情況是「惡勢力的軟對抗」，目的是要「陰乾血庫」。其實一直以來，器官捐贈都是複雜的政策甚至是倫理議題。被喻為醫學倫理學的先驅的 Albert Jonsen，生前就曾在學術期刊 History of Medicine 扼要回顧有關器官移植的倫理史。
器官移植無疑是現代醫學的「奇蹟」之一。1954 年 12 月 23 日，布萊根醫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醫生 Joseph Murray 和 John Merrill 成功為一名病人進行腎臟移植手術，捐贈者是病人的單卵雙胞胎。由於他們的基因相似，病人在手術後沒有遭遇排斥反應，往後多活了 8 年，標誌著人類成功實現以活體器官取代壞死器官的奇蹟。
兩難：醫治病人，第三者卻要冒風險
不過，打從器官移植技術出現那刻起，已有相關道德爭議，Murray 醫生本人亦承認曾在倫理問題上反復掙扎。作為醫生，其職責是幫助病人康復，器官移植手術卻要冒上危害捐贈者健康的風險。不過要到 1960 年代，學界才出現更有系統的倫理討論。1966 年，Ciba 基金會在英國倫敦贊助了一次重要醫學會議，以討論器官移植的道德問題，當年頂尖的器官移植醫生和研究人員，還有法學界的學者大多參加了會議。
由當時到現在，器官移植專家都受一連串倫理問題困擾。除了 Murray 提到的掙扎，還有很多圍繞捐贈者和受助人關係的疑問，例如，如果雙方本來就有關係，如何確保捐贈者是在無壓力的情況下作授權？另外，如果從無關係的捐贈者獲取器官，是否應該給予補償？如果從已故捐贈者那裡獲取器官，應該有甚麼臨床死亡的證據？另外，如何更公平地決定誰優先做手術？1967 年，Tom Starzl 醫生就呼籲建立「一個兼具倫理和實用性又能有效執行的堅固框架。」
如何判斷捐贈者腦死亡？
同年 12 月，發生了所謂的「開普敦奇蹟」（Miracle of Cape Town），外科醫生 Christiaan Barnard 將一夥仍在跳動的心臟移植給病人 Louis Washkansky，Washkansky 最終多活了 18 天。數星期後 Barnard 再做一次心臟移植手術，這次更加成功，受助人 Philip Blaiberg 多活 594 天。當時媒體反應非常熱烈，但倫理討論更加熾熱。與腎臟移植不同，捐贈者失去一邊腎臟依然能健康生活，但失去心臟便會直接死亡。那如何斷言一個大腦停止運作的人已經死亡？
Jonsen 指出，有關辯論沒有阻礙臨床移植發展，反過來一個更根本的醫學問題出現了 —— 心臟移植的成功率非常低。自 1967 年的「開普敦奇蹟」起到 1970 年 6 月，世界各地進行了 160 宗移植手術，只有 10 位病人存活，醫學界對此熱情一度漸退。不過，有學者仍堅信若通過改良手術程序、配對合適患者，以及使用更強效的免疫抑制藥物，心臟移植將成為真正能維持生命的醫學方法。到 1970 年代中後期，外科醫生才回復對手術的信心；惟醫學技術變得更成熟時，可供使用的器官數量卻遠少於等待捐贈的患者人數，器官來源變成最迫切的倫理問題。198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器官移植法案」（the 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成立一個有關器官移植的工作小組，研究收集器官時引發的倫理、社會和經濟問題。當年有 20 萬人根據腦死亡標準被宣佈死亡，但僅有 2,000 人願意捐贈器官，而等候腎臟、心臟和肺臟捐贈的人約有 5 萬。
防止商業化，「器官要以無私和志願精神捐贈」
工作小組確立兩大原則。第一，除了支付醫療費用之外，不能給予器官捐贈者任何財務補償；第二，器官必須以捐贈形式贈出，捐贈者必須明確授權。有些國家並不禁止財務補償，並且可以未經許可從死者身上獲取器官。然而，工作小組認為這些原則對於防止器官商業化、對貧窮階層的生理剝削，以及促進器官分配平等至關重要，堅持「器官要以無私和志願精神捐贈，獲捐贈的器官是全國資源，應該用於共同利益」。
「國家器官移植法案」促使美國建立一個全國系統，用於辨識可移植的器官，再根據醫療需求公平分配給病人。但即使有明確標準，醫生仍然需要評估每位患者是否合適。該法案還鼓勵建立推動捐贈的系統，例如器官捐贈卡和廣泛宣傳，但器官供應仍遠遠不足。同時新的挑戰接踵而來，比如出現「器官旅遊」，即患者前往器官供應更為充裕的國家，這牽涉到很多權力問題和醫療風險。
器官移植與其他醫學技術不同，過程不僅涉及醫生和患者，還有捐贈者一方。同時，器官是珍貴醫學資源，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就會令一些病人失去受助機會。正是由於患者、捐贈者和器官之間的複雜關係網，令移植手術議題複雜程度獨一無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