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精神病患文化與香港的明日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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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的格拉斯頓伯里當代表演藝術節上,有表演者「提供」後 COVID 心理治療。 圖片來源:Jim Dyson/Getty Images

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出現深層神經病人以日本刺身刀殘殺兩名女子的兇案,香港社會對遍佈城市的精神病患者感到恐慌。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在電台節目表示,「不希望公眾因此將精神病與暴力掛勾」,「環境亦是影響病情的重要因素之一」,形容公眾不應「火上加油」,並應助患者「融入社會」。朱崇文又說,事件發生後,於網上觀察到標籤精神病人的情況增加,提醒如若煽動他人歧視患者,有機會觸反歧視條例。

首先,鑽石山的這宗兇殺案,本身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行兇,要報道和評述這件事,必然與這種病徵和這個病人「掛勾」。

中世紀黑暗時代,精神病人會被當做撒但附體,無法治療,長期關押監獄。20 世紀的蘇聯史太林政權,乘機將異見者定性為精神病人,效法中世紀方式長期囚禁,令正常的人也變成瘋狂,這是極權的政治迫害。

其三,即使現代西方民間,也不可能不對精神病人懷有某種「偏見」。

電影「觸目驚心」劇照。

緊張大師希治閣的「觸目驚心」(Psycho),一個經營汽車旅館的孤獨男子,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將母親的乾屍藏在閣樓,自言自語,將路過的單身女子無辜殘殺。電影成為藝術經典,但是對所謂精神病人造成的「刻板印象」,在所難免。

「蝙蝠俠」裡的小丑 Joker,編導將一個精神病患者加以悲劇的哲學化,但卻是反社會人格的破壞狂,在網絡世代,贏得了美國年輕一代的認同。暴力導演奧利華史東的「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英國性格影帝安東尼鶴健士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也一早將精神病人「經典化」。

精神病患者是電影和戲劇不可缺少的環節,製造戲劇衝突,當然也有探討人性甚至神學的作用,包括「莫扎特傳」(Amadeus)—— 作者回顧莫札特的一生,在一所精神病院由他同期的另一位音樂家薩里耶利回憶,電影也在精神病院的走廊、目送這個嫉妒成狂的失意音樂家坐著輪椅喃喃自語遠去的背影結束。

英文 Lunacy 這個詞彙,與精神病有關,連結中世紀的迷信,相信月圓之夜,就是精神病發作之際。傳說中的人狼便是在月圓之夜出動行兇,這也成為無數影視作品的靈感泉源。

這一切銀幕形象,是否加強了對精神病人的標籤?一切戲劇作品,凡有精神病患者有關,今日是否應該禁止?按照西方最新的人道平權標準,是否言論和創作自由也要讓步?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是殖民地政府撤出香港時設立的機構,引入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但香港是一個金錢社會,官僚和商人共同掌權,缺少深厚的文化基礎。

廣東話動不動就罵人「癡線」,上海人也說「十三點」。香港居住空間狹窄,生活緊張,在新冠狀病毒爆發之前,香港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公佈數字,已經有兩成七的香港市民曾經接受精神科治療。三年瘟疫困擾,香港封關,此一數字當然有增無減。

如果精神病患是迫切的危機,以蘇聯遺傳的說法,精神病患者可以包括持異見的人士,以香港和中國的「文化國情」,以香港平機會的水準,恐怕會令香港東不成、西不就,製造困惑與抑鬱之中,為香港製造另一種政治爭論與另一種人權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