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尼事務所的前社長尊尼喜多川在死後 4 年，過往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性侵罪行終於被搬上了枱面審視。有律師認為如果喜多川仍然在生，經檢控判刑後，恐怕會面臨十年左右的監禁。不過法律不能審判死人，在加害者不存在的世界裡，再多的評論放在今天也只成了馬後炮。
尊尼事務所至今開了兩次記者會，除了謝罪外，還宣佈了一系列的人事變動和政策改革，但行動決策似乎欠深思熟慮，新管理層連番說多錯多，加上記者 NG 名單醜聞，幾乎一舉一動都不得民心。更重要的是當事人喜多川以死亡的方式逃過了制裁，導致「謝罪」這種日本道德重置儀式失效，無論事務所、媒體以及社會都陷入意識混亂的狀態。
謝罪以及連帶的媒體追訪是一齣上演的劇目，目的是事件案例化的梳理，以及倫理標準的重設。大眾媒體負責梳理資訊和佈置舞台，把事件背後的細節整理成容易理解的故事大綱。劇場中的角色分明，受害者負責哭訴，加害者負責謝罪，社會透過同情和譴責再確認倫理標準。於是謝罪是一場公共的復仇劇，大家圍著罪人丟石頭，再把道德光環分著吃。無論仍在審理的京都動畫放火殺人事件、抑或廣末涼子的不倫案，都是這樣演的。
然而該次性侵事件中，作為主角的罪人喜多川從演出名單上缺席，使復仇劇一開始就亂了套。大眾失去了譴責的目標，只能把手中的石頭向其他方向掉，幾乎所有關係者都成了罪人的代演。另一方面，大眾媒體長年的沉默為自己弄了個幫兇的角色，報道和譴責都成為馬後炮，更壞的是被視為對自己罪行的掩飾。當負責設定舞台的大眾媒體也成了丟石頭的目標，劇場只剩下徹底的混亂。
對於受害者而言，加害者缺席也意味著傷痕永遠無法痊癒。更遑論兩次的記者會都是失敗告終，信譽已經跌到負值，甚至社會現在要求事務所為第二次記者會的鬧劇再開記者會來謝罪。無論事務所多少次的道歉和承諾，最終只會是喜多川本人的替代品。
喜多川性侵事件不僅是一宗揭露得太遲的罪案，因為既有的倫理重置機制無力應對是次危機，結果成為了一次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