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圖書盛宴

法蘭克福歌德廣場上，佇立著一尊人像，你不可能認得他的那張臉——因為他是古騰堡，那個發明活字印刷的德國人。沒有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的發明，我們很難想像歐洲的文明如何遍地開花；沒有普及、快捷的印刷術，亦不用再談甚麼圖書交易或龐大的書籍展覽。

對，世界上最重要的法蘭克福書展，正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前後開始。那是 15 世紀，距今 500 餘年。事實上，早在活字印刷發明之先，法蘭克福市集經已遠近馳名，其中圖書市集正是整個市集展覽的重要部分。活字印刷加速了法蘭克福成為圖書交易重鎮的角色，隨後數百年，法蘭克福書展見證著出版歷史的起落。它吸引著各地書商長途跋涉，抱著一箱又一箱的書本，騎著馬車，蒞臨此處，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天主教傳統下，它親歷審查與箝制自由思想的惡法，它亦曾經守望過啟蒙時期的輝煌，甚至差點失落歐洲圖書市集的地位。

二戰以後，劇作家史瓦茲創辦的「和平獎」開始在法蘭克福書展，頒獎典禮順理成章地邀請了西德聯邦總統參與，法蘭克福書展自此不僅是文化交易，更是璀璨又充滿張力的政治舞台。60 年代，德國書商協會將和平獎頒予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引發一連串的包圍書展，反對書展運動；50、60 年代東西德之間的角力，又在書展上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力圖在書展正名，又引來西德的反撲；獲得前往法蘭克福書展機會的東德旅行同志，絕非背負單純的書籍交流使命，更被分配滲透，分化與統戰的任務。

髒亂混濁的政治，示威者的吶喊，反令法蘭克福書展更添魅力。它亦時刻站在起伏的出版業前線，2000 年開始，書展已在電子虛擬展覽中加上電子攤位，超脫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讀者、作家、及發行商可隨時與書商交流，令書展成為國際間最有影響力的文化盛事。

科技與市場的進逼、政治的摻雜，時代在日與夜的流逝中演化，法蘭克福書展始終沒有忘記它的角色，它毫無保留地收納了待以發掘的驚世作家、長留於世的文學巨著、寂寂無聞便消亡的佳作、壟斷市場的電子書商，一同綻放自由多元的珍貴。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市場，日本人均書籍消費比例更為世界首位，可見日本對於書籍推廣甚為重視；而東京國際書展是日本每年一次的出版界盛會，是亞洲最大型的書展。展覽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機會供各出版社作版權買賣及書商訂貨，並透過博覽會形式令各界了解日本出版市場，促進參展商、出版商和編輯合作。

展覽每屆均設有主題國家以推廣世界各地之閱讀文化，2013 年的主題國家是韓國，2014 年則是馬來西亞，為首個獲選的東亞國家。

日本近年將書展重點移向日漸龐大的電子書市場，展出了大量新型電子器材，打造書展成為電子書交易平台的龍頭。並促進電子書發展與市面流通程度，以迎合便攜式裝置的潮流。

2012 年起更加入了獨立創作人的展覽及銷售會，廣攬各創作界別人士如作家、插畫家等參與其中，加強書展特色並鼓勵小規模文藝創作出版。

不說不知道，世界上五分之三的阿拉伯語書籍都是在開羅出版的，開羅亦順理成章舉辦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書展。1969 年，開羅慶祝建城 1,000 年，為開羅國際書展揭開序幕。書展每年吸引約 200 萬訪客、數百間書商參與。

與法蘭克福書展相似，主辦單位每年都會選出一個國家作為賓主國，2014 年的賓主國就是科威特。每屆書展均設有主題，例如 2014 年度的主題是「文化與身份」，以此重新確立阿拉伯之春後埃及的定位。書展閉幕之前，埃及 General Book Authority 更會頒授年度好書獎。

開羅國際書展是認識阿拉伯語書籍及交流的重要平台，但因宗教問題，外國出版商被沒收書籍時有所聞。2000 年，多名穆斯林學生抗議書展部分書籍具有冒犯內容，最後更造成流血衝突，米蘭‧昆德拉、沙特等作家的作品均曾被沒收。

如果說法蘭克福書展代表了書展的蓬勃，萊比錫書展就道出了書展的源頭。萊比錫從 18 世紀起便是德國文化的匯聚處，1948 年在萊比錫工業展覽中舉行了近似現代模式的書展，成為了現代書展的雛型。

萊比錫書展與法蘭克福書展的最大分別是受眾，萊比錫書展選擇面向群眾而非業界人士，而且尤其重視青少年及兒童讀物，可見當地對提升年輕一代的閱讀風氣不遺餘力。

書展期間舉行的「萊比錫朗讀」圖書朗誦會，則有助鼓勵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千多場的朗讀會在書展期間舉行，市內幾乎所有學校、咖啡店、書店及教堂都會開放以進行朗誦會，作者鏗鏘的朗誦和民眾交流交織成一片書本的交響曲。

書展的另一特點是對於視聽書籍的推廣，即聆聽書本的朗讀音帶，不同於電子書追求便摧性，視聽書更著重於讀者對休閒閱讀的需求，比起容易令眼睛勞損的電子書，讀者可一邊閉目養一邊「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