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卡斯特羅歸天，這個名字從我小時候起就已經是電視新聞的主角。歐洲、加拿大、包括美國的政要似乎都為他的死感到十分痛惜——似乎世上從此少了一位巨人，徒剩一個由矮人統治的世界。
這些懷念卡斯特羅的人，可能是因為懷念他們成長的 60 年代。60 年代整個世界都像是得了一場高燒——如果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像動了一場大手術只剩半條命的話，莫名其妙捲進了一場革命風暴，有如陷入狂歡的高潮，學生運動像接力賽一樣貫穿北半球，美國正是這場狂熱的源頭。
60 年代初，美國總人口中有一半在 30 歲以下，這其中更有 40% 是 17 歲以下的人，這時的美國完全進入年輕人統治的時期，整個社會都在縱容年輕人的成長：學生在學校裡擁有選擇權，即使他們不知道該選擇甚麼，師生地位平等；家中沒有家長，所有決定都經「民主」投票通過；社區制定青少年行為準則，因為父母的權威蕩然無存，電視劇普遍將父親塑造成可憐蟲，學者 David Riesman 曾如此形容：「正如農民家裡有山羊、母雞或其他動物，美國兒童也好像家中的寵物一樣，客人少不免會遭到兒童的騷擾，而家長從不約束他們。」
青少年消費力強勁，他們不再像父母那樣儲蓄，甚麼「新人類」、「當下的一代」、「百事可樂的一代」之類廣告詞迅速流傳，雜誌、電影、音樂，以及 Andy Worhol 的假髮和金寶湯那樣的藝術，都以年輕人口味為主導。「性解放」隨之到來，在報攤的架子上，紐約時報被放在三排色情雜誌的後面；電影裡露骨的畫面愈來愈常見，典型的例子竟然是電影「哲古華拉傳」。到了 1966 年，LSD 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毒品，即使深山隱士也聽說過 LSD 產生的幻遊，像披頭四的 Yellow Submarine 隱喻的那樣。除了酗酒、吸毒、濫交之外，年輕人最喜歡的活動還包括「打砸搶」，純粹是因為好玩。
「革命」無所不包：性自由、婦權、服裝、歌舞、毒品，年輕人活得十分亢奮。在大學校園裡，左派、顛覆者、激進份子，都變成了榮耀和美稱。學生通常來自中產階級自由派的家庭，父母經歷過麥卡錫時代，導致反叛情緒的憤起反抗政府和權威，產生了「新左派」，他們最崇拜的三巨頭是 3M：馬克思、毛澤東和馬爾庫塞；並相信陰謀論，認為政府官員就是一群老千，既有的體制是由一群權力精英在幕後操控的一個局。
除了新左派，還有規模更大的嬉皮士運動，他們跟中國的紅衛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主張「反文化」，1967 年復活節有 1 萬人聚集在紐約中央公園玩耍，另一邊，三藩市約有 1.5 萬人離開校園，離家出走，與中國文革時的串連十分相似。嬉皮士的末路不是因為新左派「革命」失敗，而是遭到窮人的抵制：黑人、猶太人、波多黎各人，來自意大利和烏克蘭的移民，正在為進入中產階級奮鬥，眼見這些大好青年賤視自己既有的身份，都憤憤不平。
歷史會輪迴嗎？我們眼前又爆發了一場世代之爭，但有趣的是，這一次發動革命的不是年輕人，而是被他們唾棄的那些人，到底誰的革命力量會更強大，影響會更深？可能也要幾十年以後才知道。但蘇格拉底曾說過，「現在的孩子喜歡縱情享樂，特立獨行，藐視權威，不尊重長者，非常霸道」——兩千年前就是如此，一點不必大驚小怪，但他來不及回答的是，這些「孩子」長大之後的希臘、羅馬得了甚麼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