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劉曉波至死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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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座。 圖片來源:Marta B. Haga/MFA, Oslo, Utenriksdepartementet [email protected]

劉曉波逝世之日,適在法國國慶前一日。

法國大革命一舉而成功,因為革命之前的 18 世紀法國,輿論初現,已經出現如劉曉波一類的啟蒙知識份子,如盧梭、伏爾泰,倡導人生而平等而自由權利。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萌芽,開始出現手工業者。知識份子對人權的倡導,在社會各階層都有回應。知識份子的人權主張,很快就得到全民認同。法國革命雖然仍是小資產階級倡導,但工人和農夫很快就明白人權平等和民主憲政的道理。因此雖有恐怖時代的挫折,但法國人權的解放,一舉而成功。

影響所及,19 世紀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也不斷鬥爭妥協,因為大量鄉村人口移居至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從前的選區和選民分佈比例,不再適合。

例如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人口膨脹了十倍,若仍用二百年前的選區人口劃分代表制,曼徹斯特幾十萬人口,只有兩個議席,與英格蘭南部一、兩千人口的富裕小鎮相同。

此一不均衡不公平的結構,英國的農夫和工人很快意識到了。他們也與知識份子一起合作,將人權平等理論付諸行動。英國的農業出現現代化,而眾多工會在多次紛爭組合之後,終於在 1900 年成立工黨,通過選舉,成為交替的政府 。

劉曉波的人權憲章,為何在中國失敗?因為中國民族的極權基因有兩千年。問題出在戰國時代的酷臣商鞅,為秦王厲行變法,將人民嚴厲組織起來,以打仗的形式採行農耕。

為甚麼要這樣?因為秦國所在的陝西和甘肅,天然資源不足,要養活人口,非要艱苦奮鬥,而且要對外吞併,以戰爭方式掠奪有農業資源的其他國土。不幸劣幣驅逐良幣,統一了齊楚等貿易和文化文明相對更高的六國的,最後是秦國。

商鞅和李斯壯大了法家。從此帝王以法家來統治。中國分裂時興起的儒家、墨家、以及老莊後來尊為的道家,都比法家文明。如果沒有鼓吹株連和嚴刑的法家存在,則以中國的儒墨兩家,就早已形成人類最早期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我認為比起蘇格拉底和羅馬,中國本來有機會建立最早的人權文明。

但不幸在於法家獨大,而儒學只是知識份子歷代在野的教育思想。法家的意識早植根於中國,經朱元璋和滿清文字獄的強化,由毛澤東發揚光大。網絡刪除小熊維尼的圖像,收緊通訊,即是二千年前秦王法家的 21 世紀版。

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民以「山高皇帝遠」的遠視姿態生活。中國的農民不像 18 世紀末的法國工人和小產業者,也不像英國 19 世紀的勞工。中國農民不會自行組織,不會對上層知識份子如譚嗣同、魏京生到劉曉波,所提出種種中西結合的墨家和自由主義人權思想有積極的反應。

中國農民人口對知識份子提倡的理想,並不 Responsive,更遑論互動。即使辛亥革命,也只是孫中山一個團夥得到中國的資助,在武昌突襲成功。推翻帝制,中國的農民人口並無思想準備,在意識中也從無參與。辛亥革命發動了幾多中國百姓?教科書沒有說。因此幾十年後出了一個「紅太陽」繼續做新的秦始皇。

西方的知識份子二百年來可以調動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無此能力,因為民眾不肯受調動。有人說這是民族基因的冷漠和麻木,也就是人類學的不同國情。因此中國農民即使有維權律師,為秋菊打勝了一場官司,贏了官司的秋菊,只會叩謝包青天和律師,然後回家繼續吃飯。秋菊和她的農民丈夫不會想到,隔壁一家或另一個山頭的一條村,也有許多苦難與自己相同的農民。

中國的農民不會自行組織成立一個農黨,但英國的工人會。這就是民族基因最大的差異,而且害死了一代代中國的知識份子。這就是中國人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