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眾多認同「人無貴賤之分」，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同一句說話對於印度不適用。在歷史悠久的種姓制度底下，印度人根據血緣出身分出高低貴賤，現時，每 6 個印度人就有一個是「賤民」（Dalit），亦即 2 億人活在種姓制度的最低層。被視為「不潔」象徵的他們生活苦不堪言，是人又非人。生於印度，後來轉到紐約工作的 Sujatha Gidla 以其「賤民」身份出版新書，談論「賤民」在印度的厄運。
強加於身的「不潔」
「賤民」（Dalit），在梵語中，意思本為「被控制的」、「地面的」，顧名思義，他們在印度的生活賤如螻蟻。由於「賤民」被印度教文本視為「不潔」，他們不能融入印度社會，為社會中的「不可接觸」（untouchable）之人。傳統上，階屬高種姓的人會拒絕與「賤民」來往，以免自己受到「玷污」。故此，雖然印度社會依賴「賤民」處理如苦力、倒糞等厭惡性工作，「賤民」也不是社會的一份子。
被排除在印度社會之外的「賤民」，不但無法與其他階屬種姓的人同住一地，更不可接觸高種姓印度人、不可在公共水井打水。除了這些非人對待，就連宗教 —— 人類絕望時最需要的東西 —— 都不准「賤民」參與：他們不被允許踏足寺廟。「賤民」一旦僭越這些種姓規則，即會遭受嚴苛懲罰。
因為種種生活苦難，尤其本土宗教的排斥，「賤民」多受西方傳教士吸引，信奉基督天主。然而，轉信西方宗教不代表厄運完結，像「賤民」此等階屬低種姓的人面對的貧困及「社會性閹割」的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就連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內部，都存在階級，無論信奉甚麼，只要你是「賤民」，就要討好階屬高種姓的人 —— 從姿態到言語，都要恭敬。即使家屬賤民的印度憲法之父阿姆倍伽爾，在 1947 年制定憲法時已去除法律上的種姓歧視，但「賤民」之賤仍在繼續。
一個「賤民」的親身經歷
要知道實際在印度當「賤民」有多淒涼，還需看「賤民」的親身經驗及見解。出身於「賤民」基督信徒家庭的 Sujatha Gidla 在其回憶錄 Ants Among Elephants 中，記下在印度現代文明與迂腐傳統衝突之際，她一家顛沛流離的遭遇。她所寫的，除了是她的「賤民家族史」，更是每家每戶「賤民」的家族史。
Gidla 的祖父年幼時曾有機會跟從加拿大傳教士學習，然而，在 1940 年代初，因其「賤民」身份，需要遺下兒女加入英屬印度軍團到伊拉克去打一場他人的仗 —— 由此，Gidla 引出這部「家族史」的主角 —— 長子 Satyamurthy，並從社會最低層的視角，重溯印度發展歷史，重現「賤民」的悲慘歷程。
受國內民族主義呼聲影響，Satyamurthy 年輕時本來也是印度民主獨立的支持者。可是，當他讀到素有浪漫激情的泰盧固語（Telugu）詩句，他便轉而投身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工作、崇拜毛澤東，企圖也在印度掀起一場農民革命，走進叢森組織反抗軍。然而，種姓制度的影響無遠弗屆，階屬高種姓的「革命同志」不滿被身為賤民的 Satyamurthy 領導，將 Satyamurthy 踢出反抗軍。暴力革命多年無果，Satyamurthy 惟有空手而回，與家人重聚。
家族史的第 2 主角是 Satyamurthy 的幼妹、Gidla 的母親 Manjula。她作為「女賤民」，承受的是出自性別及種姓的雙重歧視。但她堅忍不屈，不但抵受住丈夫的欺壓，更努力讀書升上大學，成為講師，養育子女。至今，Gidla 一家都突破「賤民」的厄運，接受高等教育脫離低下階層；而 Gidla 自己，從印度高等學府畢業後做過研究員、參與過社會運動、到過紐約做銀行職員，現在她在紐約地下鐵當售票員，並默默寫出一部扣人心弦的「家族史」，成為受「經濟學人」及「紐約時報」關注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