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杜林普一句要北韓預備看看美國的「怒火」，金正恩不打口水戰，先射一發飛彈橫越日本上空，再宣稱成功進行第六次核試。兩名別具個性的國家領袖，看似兩不相讓，讓世人心驚膽顫。不少人將之比作現代版的「古巴導彈危機」，憂慮擁核國家之間如箭在弦，核戰一觸即發。
沒有親歷冷戰時期的人，大概也聽聞古巴導彈危機中，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憑著冷靜的頭腦，在繃緊的 13 天中，化險為夷，避免核武開光。可是，歷史學家 Sheldon M. Stern，在爬梳大量珍貴史料後，對以上的美麗說法不以為然，認為甘迺迪與其團隊，本身便需為構成危機負上責任。
Sheldon M. Stern 於 1977 年至 2000 年於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擔任歷史學家，是首位全面檢閱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 ExComm）錄音記錄的學者，這些記錄於 1997 年開放公眾。Stern 於 2012 年出版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American Memory: Myths versus Reality，反駁部分流行的歷史敘述。
1962 年 10 月 14 日，美軍 U-2 偵察機飛越古巴上空，確認了蘇聯正在古巴部署導彈設施。古巴與美國只有一海之隔，這豈不是有如被人用槍指在背後？總統甘迺迪立即召集內閣成員與軍方將領，組成名為 ExComm 的危機處理小組，商討如何「拆彈」。
然而，Stern 卻指出，蘇聯在古巴的導彈部署，軍事意義根本不大。於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甘迺迪曾猛烈批評當時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在導彈競賽中鬆懈，令蘇聯處於優勢，置美國於險地。可是，根據甘迺迪上任後收到的機密情報，當時美蘇兩國的核較量是美國領先。在導彈危機時期，蘇聯擁有 36 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138 架長距離轟炸機（long-range bomber）、392 枚核彈頭，以及 72 枚潛艇發射式彈道導彈（SLBM）；另一邊廂，美國擁有 203 枚洲際彈道導彈、1306 架長距離轟炸機、3104 枚核彈頭，以及 144 枚潛艇發射式彈道導彈。美國的核武數量大約為蘇聯的 9 倍。不單是數量，在武器質量和部署方面也是美國佔優。
1961 年，美國於蘇聯旁邊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朱庇特導彈，射程覆蓋整個蘇聯西部，包括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朱庇特導彈缺點是座落在地面，不能移動，需要長時間組裝準備，因此其功能主要是「先下手」的第一發攻擊（First Strike），而非核震攝。朱庇特導彈的部署，實質上反過來鼓勵蘇聯先發制人，結果成為古巴導彈危機的導火線。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窮追猛打，甚至培訓古巴流亡分子發動入侵，卡斯特羅向蘇聯求助，正是蘇聯求之不得的事。赫魯曉夫於 1962 年 5月曾經向心腹表示，在古巴的導彈部署將可對抗「無可忍耐的挑釁」。
甘迺迪與其顧問團隊卻明白，蘇聯在古巴的導彈部署，並無改變戰略核平衡。雖然甘迺迪在 10 月 22 日的電視講話中稱這些導彈是為「對和平及對所有美國人赤裸裸的威脅」。可是甘迺迪在導彈危機的第一日，已對 ExComm 說：「無論你是遭到從蘇聯飛來的洲際彈道導彈炸開，還是從 90 英里外的導彈，結果沒甚麼不同。」甘迺迪續稱，美國的歐洲盟友亦會認為最壞的情況中，這些導彈也不會改變核平衡。
大西洋月刊編輯 Benjamin Schwarz，在闡述 Stern 的歷史觀點時就表示：從蘇聯基地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與古巴基地發射的導彈，兩者飛行時間的輕微分別，不會影響導彈擊中目標的效果；而潛伏在美國海岸附近的蘇聯核潛艇，其導彈的飛行時間甚至可比古巴的導彈更短。與洲際彈道導彈不同，古巴的導彈需要數小時來組裝發射，以美軍的偵察水平，從古巴發動第一擊的話，反而會讓美國有更多時間作出反應。
甘迺迪的助手索倫森（Theodore Sorensen）後來在甘迺迪回憶錄中總結了 ExComm 的觀點，稱當時他們普遍同意古巴導彈並無顯著改變核平衡。但他在總結亦提醒，蘇聯在古巴的部署並非毫無意義，部署仍會使美國計劃第一擊變得複雜，假若如此，古巴的導彈部署反而增強了兩國之間的核震懾力，使雙方不敢輕舉妄動。
如此看來，雖然導彈的軍事意義不重，但甘迺迪政府最初卻採取危險的行動，包括對古巴進行封鎖 —— 委婉地稱之為「隔離」（quarantine），實際已是戰爭行為 —— 深化了危機。時任美國國防部長 McNamara 在 1987 年的訪問中直言：「坦白說，我不認為當時存在軍事問題，這是一個本地的、政治的問題。」他解釋，總統甘迺迪開門見山就說是「政治上」不可接受對導彈視而不見，而非「軍事」。顯然易見，構成「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是甘迺迪對卡斯特羅政權的敵視。
在危機蘊釀期間，蘇聯持續在古巴建造發射基地。於 10 月 26 日早上，甘迺迪正考慮是否採納發動入侵古巴的建議。其間發生多宗小型衝突，蘇聯在古巴海域底下的潛艇甚至一度以為戰爭已爆發，船上三位最高軍官中有兩位同意發射核魚雷，全因第三名軍官 Vasili Arkhipov 反對發射，才沒有觸發核戰。
直到 26 日下午 6 點，甘迺迪收到來自赫魯曉夫的電報，提出假如美方能解除封鎖和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可撤離導彈。翌日赫魯曉夫發出第二封信件，增加了美國須撤回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導彈的要求。甘迺迪與駐美國的蘇聯大使秘密談判，最終達成協議，協議條件甚至連副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和大多數執行委員會成員也不知道。
無可否認，在接到赫魯曉夫的信件後，甘迺迪迅速與蘇方進行談判，千鈞一髮之間避免讓危機繼續升級，應記一功；惟以 Stern 呈現的史料來看，甘迺迪同時也是在為自己收拾殘局。至於今日杜林普和金正恩的野心，會否把世界帶進新的危機，世人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