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飽受神父性醜聞困擾之際，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召集各主教團主席，明年 2 月起舉行峰會商議對策，但不少輿論都認定天主教改革的機會渺茫。專研天主教改革的賓夕凡尼亞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Melissa Wilde 卻指出，現在是時候回顧 50 多年前舉行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如何促成戰後天主教的現代化變革，從而審視天主教還可以如何變革。
究竟教宗憑藉個人權力，可以促成甚麼具體改革？首先，教宗可以在行政層面帶來改變，譬如修訂管理神父與教會各層級成員的教會法（Canon Law）；他可以「重組」梵蒂岡各部門，以通諭就教會立場定調。
不過，諸如此類的改變，最終都可以在下任教宗上場後逆轉，要改革得以持久，教宗可以考慮行使「教宗無謬誤（Papal infallibility）」教義，以代表教會宣告重大信仰及道德訓令，內容不能有誤，亦不可修改，但教宗必須為此決定獨力承受沉重壓力。「教宗無謬誤」在 1870 年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正式確立為教義以來，只有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曾經在 1950 年行使這項權威，確立聖母瑪利亞升天說。
假如教宗要改革能持久之餘，還確保在教會得到廣泛認同，他可以行使權力，再次宣佈召開大公會議，召集全世界的教會領袖，商議重要教務及教義爭端。大公會議在歷史上相當罕有，在 1962 年開始的梵二與 1869 年的梵一以前，最近一次已經要追溯到 1545 年開始的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要知道大公會議的改革潛能，我們便必須了解梵二會議的實況。這場大公會議一改教會法典，廢除傳統封建和教皇國的制度，被視作天主教與現代世界接軌的轉捩點，深具劃時代意義。
改革派與保守教廷的政治角力場
Wilde 自 1998 年起研究梵二，獲准翻查梵蒂岡機密檔案館（Vatican Secret Archive）的歷史紀錄。她指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在 1958 年宣佈召開梵二時，教會內外無不大表驚訝，包括是羅馬教廷的一眾官僚，對有志改革的年輕神職人員而言，大公會議可謂百年難得一遇的「政治契機」。
梵二籌備工作歷時 4 年，會議亦舉行足足 3 年，由 1962 年持續到 1965 年，共分 4 個階段；來自世界各地的主教、樞機、修會領袖和神學家，合共近 3,000 人參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與會者多數都是地方教區的神職人員，他們能夠運用大公會議的平台，與羅馬教廷的保守官僚交鋒角力，最終促成教會的改革。
會議甫開始便火藥味濃，教廷官僚在籌備會議到會議過程中，曾經多次試圖阻撓變革。由教廷起草的教義聲明草案，起初只是列舉問題，並重申原有教義，但會議首日便發生戲劇性的衝突，由教廷預備的草案意外遭到否決。
Wilde 在學術論著 Vatican II: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Religious Change 詳細分析這場角力。當時多個教區主教合力通過決議，令主教團共享辯論或修訂教義的權力，以致教宗不再是單獨行事，而是與主教們集體決策行動，此謂「集體性原則（doctrine of collegiality）」。這個權力分散的原則下，多項劃時代的改革得以實現，例如在拉丁美洲眾教區主教的護航下，通過了多項改善與新教關係的政策。
梵二帶來的改變多不勝數，很多連天主教徒都未必察覺。其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改變教會崇拜的方式，祭壇轉過來面向信眾；彌撒不用再使用拉丁語，改用各地方語言；女性在教堂內不用再遮蓋頭髮。會議發表的「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Religious Liberty）」，強調只有容許信仰自由的政府，是唯一符合正義的政府，變相令天主教放棄多個世紀以來，在政治上所獲得的優待。在當下複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下，重申宣言的價值原則亦可謂意味深長。
召開第三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回顧若望二十三世在 60 年前宣佈召開大公會議時，天主教會作為古老而龐大的宗教組織，其實並未面對任何實質威脅，不同於當下天主教會 —— 世界各地參加彌撒的人數每況愈下，年輕天主教徒紛紛離教。屋漏偏逢連夜雨，各地近年頻頻傳出多宗神父的性醜聞案，更導致教會聲譽掃地。
在情勢燃眉下，Wilde 主張在召開主教團主席峰會以外，教宗方濟各亦務必仿傚若望二十三世，召開屬於 21 世紀的大公會議，改變教會根深柢固的問題。譬如考慮改變司鐸的獨身規定，不單是應對性醜聞問題，還要解決愈來愈少男性願意投身聖職的趨勢。
教會反對「人工避孕」的原則，同樣有必要重新檢討。以美國為例，調查就發現多達 89% 定期去教會的教徒，認為避孕不成問題，難免叫人反思天主教對避孕的教導，是否過於不合時宜。
天主教會經歷梵二的洗禮，曾經擺脫不少傳統的封建束縛，與戰後現代民主價值接通，重新得到民眾的認同。如今教會面對外憂內患，再次召開大公會議，大膽施行改革，可能才是教宗方濟各的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