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又燒起來了！
但也沒甚麼可驚奇，畢竟法國是全世界革命者的搖籃。有意思的是，示威者把不知民間疾苦的總統馬克龍比作路易十六，示威口號當中還冒出一句話：「我們可以為了比這更小的事砍頭」—— 雖然是一句戲言，但可能是革命精神的最好總結。
說實在的，路易十六並不壞，馬克龍則沒甚麼好，畢竟是法國人自己選出來的，民選總統卻不代表民意，逼得人民再喊出革命的口號，就有點滑稽了。
照道理說，革命早就成功了，民主也已經有了，現在又要革誰的命，民主為甚麼不濟事？這或許是世間最深奧的問題之一，許多大學者都在窮一生尋找答案，但我們普通人只要不是腦殘，都不妨對此有所思考，這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啊。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高呼「德先生、賽先生」，奉為拯救國民的啟蒙。奇怪的是，沒有人呼喊自由。也許，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自由的概念，比民主和科學更抽象。直到今天，有識之士還憂慮中國人普遍對自由的理解，是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的自由：譬如隨地吐痰，亂穿馬路，或者隨便就能用拳頭說服人的自由。
自由的定義其實非常清晰，最簡單可以歸納為羅斯福總統演講的四大自由。但問題的癥結來了，革命是為了甚麼，為了民主？那民主又是為了甚麼？是不是為了保障自由呢？也就是說，自由和民主，其實並非連為一體？這是不是可以解釋，現代民主政體的形成因此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條路：先爭取自由的英美憲政，或日本明治維新；和先爭取民主的法國大革命，或中國辛亥革命。
1989 年法國大革命 200 周年紀念的時候，戴卓爾夫人接受法國電視訪問，毫不留情面說法國大革命並沒有成功爭取人權宣言的第一條，亦即人人生來自由平等。她認為，英國的大憲章，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聖經的十誡，才是保障自由的根本。
因為大憲章就是從限制王權開始，未經司法判決，任何自由人的財產和人權不受侵犯；國王不經同意不能隨便徵稅 —— 這正是民主的前身了。從古到今，個人自由先要有私有財產保障，古羅馬時代常有貴族復仇的故事，因為私有財產不會被充公；但在中國，皇帝動輒抄家沒籍，是要讓人永世不得翻身的。大憲章的根本，其實和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依然是一致的。
言論和宗教自由，都是真實表達自己，沒有禁言、下獄，甚至被追殺的後果；免於恐懼，有賴於健全的法治；免於匱乏，則是公平的問題；歸根究柢都是為了保障個人安全感。法律不能變成政府針對個人的武器，政府無權隨便徵稅，像收割韭菜一樣對待國民。
今天西方的中上層精英都對「民主變質為民粹」大為憂慮。但是，雨果的 Les Misérables（中譯「悲慘世界」，又譯「孤星淚」），剛巧和美國當代的 The Deplorable，形成歷史的完美重合。今天的民粹運動，顯然不是爭取民主，而是在捍衛自由，捍衛自己的家園，文化傳統，免於恐懼的人身自由，說出真相而不必被標籤為「仇恨言論」的自由，包括可以使用汽油的自由。而拒絕政府為所欲為，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自己花天酒地，或者孝敬給陌生人、異鄉人，甚至敵人。
民主和自由，最好可以兼得，但如果必須取捨呢？其實由這個分野，就可以解答一概有關「為甚麼香港人在 97 之前不爭取民主」的質問。民主也可以反自由，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公安委員會和革命法庭，也是民主的結果。如果選民普遍喜歡無所不包的大政府，都想從別人荷包裡掏錢來花，則後果不必贅言。今天的香港當然沒有選擇了，如何守護僅存的自由，已是艱巨的挑戰。
雖然雨果同情革命，但革命是為了甚麼？他在小說末尾補充：「從非正義走向正義，從假走向真，從黑夜走向光明，從欲望走向良心，從腐朽走向生命，從獸性走向責任，從地獄走向天堂，從虛無走向上帝。」沒有了靈魂，甚麼都沒有，革命一百次，也沒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