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 11 月裡，公佈了一個「大快人心」的消息！其中兩名赤柬領袖終於被裁定犯下國際罪行，因大屠殺而被定罪。這個發生在近代最恐怖的政權之一，終於見了部分曙光，令到當中受害的無辜人民至少可以安息。
這都是有賴各個協助有關調查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及律師等不停努力的成果。每一個案件，每一副骨頭對我們法醫人類學家、體質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沒有一副一模一樣！挑戰的難度沒有人能預計，只能以專業的態度和熱誠去處理，而當中我們更要採取主動！赤柬的尤其困難，原因是大部分骨頭都被埋在水裡，從水中挖掘對骨頭弊多於利。因此，到今天為止，相信依然有大部分的骨頭不能拿出水面。
我經常被問到，為甚麼我那麼堅持要為逝者發聲？假設家屬根本不想知道一個答案，想像他們失蹤不見的至親是生活在世界某一個角落而不是離世？這樣會不會是好心做壞事？
以我們一般的工作來說，我們不會強求家屬接受我們提供的消息。部分時候，我們必須要做 DNA 測試去鑑定我們的推斷，如果家屬不提供 DNA 樣本來跟我們從死者身上搜集到的作比對的話，也是沒有辦法確認我們尋親成功。
我很敬仰已逝世的著名法醫人類學家 Clyde Snow，其回憶錄 Witnesses from the Grave: The Stories Bones Tell，記述了他組成阿根廷的法醫人類學組織 Argentine Forensic Anthropology Team（EAAF）的編年史。EAAF 現在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有名，是首屈一指的法醫人類學單位，但在 1984 年，卻仍只是一群寂寂無聞的研究生，為 70 及 80 年代於阿根廷「被消失」的民眾骨骸作骨骸鑑定實驗。其中，Clyde Snow 提到了有關綁架及謀殺罪的審訊，他在庭內展示了一位被害者 Liliana Pereyra 的頭顱照片。透過 Clyde，Liliana 能夠告訴庭內的每一位，她後腦的位置，以處決形式開槍，被奪取了性命。這一切都發生在她生下了小孩後不久。她的骨頭成為了重要的呈堂證供。犯案者以為在開槍後就不會再聽到及談到有關 Liliana 的事情。誰知道，Clyde 改變了這個天真的想法。
法醫人類學的其中一個最終目標是要為逝者發聲，無論逝者是誰或是被誰滅聲，不論是軍隊或是政府。除此之外，更會為那些被欺壓、壓榨的人發聲：被殺害的、被虐待的，及被隨便拋到亂葬崗、無人塚的他們，被視作物件，不受尊重及沒有尊嚴。因此，法醫學在此時此刻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不只要找出誰是兇手，更要利用墓裡被滅聲、欺壓的證人找出事實的真相。最終，這些被滅聲的異常的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受害者的家屬，甚至是生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