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邏輯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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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在 Le Petit Journal 上刊登的插圖(局部),描繪了義和團襲擊村落的情景。 圖片來源:Photo12/UIG/Getty Images

21 世紀快過去 5 分 1 了,又聞所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老口號,這次用來招安台灣,無奈實在太過脫離現實,變成為蔡英文總統送票,不論朝野,即引起一片訕笑。

許多人不明白,這樣粗糙的口號,今日如何還說得出口:大陸的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的基督徒、街頭被城管人員毆打的小販,是不是中國人呢?新疆維吾爾族被強行送去接受再教育的,又算不算中國人呢?「中國人」的定義到底是甚麼?

在哲學的層面,為何「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拙劣的詭辯,至今還有人樂此不疲的敢講出來,居然還以為可以打動台灣的人心?偏偏在大陸這一方,還有大量弄堂、胡同的大媽大叔人口和真假不辨的外國五毛網民相信,這就是有趣的問題,值得探討。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一種很低層次的詭辯。詭辯(Sophistry)本來是一大學派,是古希臘哲學裡的一支。在春秋戰國時代的遠東,本來也有詭辯學派的萌芽。

但那時只有少數一二,亦即後人著知的公孫龍之「白馬非馬論」。

所謂「白馬非馬」,是將「白」這個顏色,列為感官的一種感覺(Perception);而「馬」,是形狀肌理可以觸摸而知的實質物體(Substance)。

色彩只是光影折射在視網膜一種平面的影像感官,而一匹馬卻是血肉的立體,是可以觸碰的動物。

公孫龍認為:如果「一匹馬」最先在人的認知世界裡出現,是黃色的,「黃馬」就壟斷了「馬」的全部定義。

若另出現一匹白色的馬,白馬就不再是馬了。

公孫龍的詭辯,本來開了一個新鮮的題目,可以引起一大群同時期的學者展開辯論。此一論點無所謂對或錯,在哲學上開闢了一大片新的區域,比起孔孟和老莊,有機會培養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從而延伸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研究,而且本來有機會與希臘哲學的「形而上學」殊途同歸而匯合。

但因為公孫龍並無同道,也不像儒家或法家一樣,開一代風氣,沒有激發起一個流派,就白馬非馬的邏輯問題展開深入的辯論。這一點,或許是因為中國的象形文字與希臘文的字母不同,是一種憑圖畫感官思考的文字系統,此系統限制抽象思維的延伸。因此中國式的 sophistry,只此一家,沒有再發展下去,令中國哲學至此堵塞,無法與西方打通,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然而公孫龍開了的先例,將「感覺」(Perception)和「本質」(Substance)割裂,令中國人只憑感覺之「異」,也就是包括顏色不同的表象,判斷為為本質之「非」。

白馬、黃馬、黑馬,僅顏色之異,馬此一動物的生理骨骼結構形態,本質是一樣的。但中國人從此不管,只憑肉眼之見,而迅速達至唯心的判斷,建立結論。

圖片來源: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從此這個民族,包括文人世代的文字獄,就走上告別西方理性文明的魔道。

毛澤東思想的「文革」,將「白馬非馬論」推向誅心之論的極端。

譬如,剛「解放」即被中國囚禁終身的上海天主教神父龔品梅,是不是「中國人」呢?

龔品梅是炎黃子孫,攻神學,生前與教廷色彩一樣的白袍,戴白冠,手持十架聖經。以「白馬非馬」的中國式判斷,龔品梅不是中國人,只是一名西方帝國主義的二毛子,他的白袍,他用洋文聖經,那個十字架的符號,符合「白馬非馬」之「非馬」定論。因此,囚禁並虐待龔品梅及其追隨者,並無違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原則」。

另一方面,在義和團的眼中,只要戴眼鏡、用火柴,在家中放一個耶穌聖壇,都符合「白馬」的那一層「白」的表象色彩判斷,即刻淪為可以斬殺的漢奸二毛子。

文革時代,一個女孩子穿裙,即符合「西方資產階級寫好的標籤」,可以即刻接受批判。中國人以表面看到的一層,即判斷眼前這個人的階級成分和思想異色,不必法庭審訊,就可以「定性」。

鄧小平復出,終於大叫一聲:「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句話本來是西方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常識,但在中國人社會,當年便變成石破天驚的一種偉大理論。

所謂改革的總工程師,只要打破「黑貓非貓」的公孫龍盲點,指出「貓就是貓,無關毛色」,原來就可以做到了。可見中國人要求之低。

循這一點,也解釋了這個民族,為何永遠不可能與西方接軌?源頭就在這裡。反之,能學得西方理性邏輯思維的極少數中國人,即容易從此被認定不再是中國人,如 50 年代中國大陸大批判的洋奴哲學家和漢奸胡適。

幾十年之後,「你是中國人嗎?」這個充滿情緒化的憤怒問題,還在中國人之間激蕩著。白馬非馬?講邏輯和理性的中國人,非中國人?只有大媽和紅衛兵義和團,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證以百年來的歷史,「漢奸」特別多,可見公孫龍當年僅開此風氣,又無以為繼,造就兩千年的民族意識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