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 1979 伊朗革命現場:這不是一場伊斯蘭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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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2 月,示威者走上街頭焚燒沙王巴列維肖像。 圖片來源:Michel SETBOU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伊朗早前慶祝革命勝利 40 周年,國際媒體幾乎無一例外稱呼這場為「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但這充其量只是現政權的片面之辭。假如重返 1979 年伊朗街頭,我們會聽到眾聲喧嘩,自由民主派、馬克思主義者、伊斯蘭左翼都是革命中堅,大學生、中產階層、油田工人都曾經活躍街頭。他們合力推翻獨裁的巴列維王朝,以為會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權,但成王敗寇,「伊斯蘭政權」竟成為最終革命成果。究竟那些未竟的革命理想,描繪怎樣的伊朗未來?為何百家爭鳴只是曇花一現?

伊朗人要革誰人的命?

要理解伊朗革命,不能忽略當時的冷戰形勢。為防止蘇聯滲透中東,美國從 1950 年代起在政治及經濟方面支援土耳其和伊朗,以換取他們留在資本主義陣營,兩國都先後建立民主政府,但伊朗民主卻因抵觸西方利益而觸礁。

曾經在法國和瑞士留學、擁有法律博士學位的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畢生致力於君主立憲制度,雖然年屆七旬,但在伊朗政壇德高望重,其領導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以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主體,是伊朗最大民主政黨。但摩薩台在 1951 年上任首相後,其石油國有化主張抵觸了英國利益,美國更恐怕摩薩台走共產路線,於是美國中情局與英國軍情六處策動政變,1953 年把摩薩台拉下台。這場政變從此成為伊朗人集體陰影,社會的反美情緒始終揮之不去。

伊朗沙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政變後重掌政權,得到美國支持大舉擴充軍備,現今伊朗所掌握的核技術,正是當年美國所輸出;惡名昭彰的伊朗秘密警察組織 SAVAK,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建立,多年來血腥鎮壓異見分子,特務人數最高峰超過 60,000 人,伊朗更被國際特赦組織批評為全球人權紀錄最差國家之一。

1959 年,沙王巴列維迎娶第三任妻子 Farah Diba。 圖片來源:Bettmann/Getty Images

巴列維任內並非毫無建樹,他曾經推行大規模經濟及社會改革,修建大型基建以改造伊朗為工業強國,又推廣普及教育,令新中產階級得以興起。但這個新興知識階層卻成為反沙王的先行者;而經濟高速發展下,財富分配嚴重失衡,更使勞動階層怨聲載道。

巴列維堅持世俗化路線,賦予女性離婚權利,法例強制女性除頭巾,城市中酒吧和戲院林立,與歐美城市景觀無異,但此舉卻觸怒伊斯蘭原教旨教士。從鄉下來討生活的大批虔誠伊斯蘭教徒,同樣看不過城市人的聲色犬馬,為革命埋下導火線。

1957 年,一名英國外交官已洞察秋毫,以文字記錄了首都德黑蘭的光怪陸離:城市南部充斥著貧苦勞動階層,伊斯蘭教士每日傍晚講道都座無虛席,「大多數講道內容都有關宗教復興,情感澎湃但知識標準低下」,只有少數能提供「理性的歷史分析」,吸引著城中知識分子。城市北方卻令人恍如隔世,當地聚居一夜暴富的新貴階層,市面一片浮華,到處是豪華轎車、賓館及商店。

時至 1977 年,革命情勢終於成形。美國總統卡特上任後奉行國際人權外交,巴列維感到壓力而放寬管治手段,釋放大批政治犯,異見政治團體頓時如雨後春筍。但自由化沒有相應政策配合,巴列維毫無下放權力的打算,在民眾面前進退失據。屋漏偏逢連夜雨,伊朗隨後面對經濟衰退和緊縮政策衝擊,就連中產階層都開始感到生活朝不保夕,全國人心動盪不安。

那些未竟的革命宏願

自由化浪潮下,多個自由民主派政黨復興,伊朗教法學家協會和伊朗作家協會重新活躍,更有人權組織成立。已故摩薩台所創立的民族陣線,當時以桑家比(Karim Sanjabi)為首重整旗鼓,他堅持摩薩台路線,大膽上書沙王要求恢復 1906 年的民主憲政。曾經隸屬民族陣線的巴扎甘(Mehdi Bazargan)領導伊朗自由運動(Freedom Movement),特別受中產階級、商人與底層公務員擁戴,其分支亦活躍於美國。

巴扎甘本身是虔誠伊斯蘭教徒,曾經留學法國,為德黑蘭大學工程學系教授。有別於反西方的主流思想,他認為伊朗的落後,問題不在於西方帝國主義,而在於伊朗內部的專制主義與無知。他主張伊朗不用放棄伊斯蘭教,仍可以邁向世俗化民主政制、擁抱科學理性,他特別強調自身的工程學資歷,以證明伊斯蘭教與科學理性並不抵觸;亦多次呼籲伊斯蘭教士要多關心社會不平等問題,以防堵共產主義與社會衝突。他曾經以幾個關鍵詞,扼要概括自己政治主張:「我們是穆斯林、伊朗人、憲法的追隨者、而且是摩薩台黨人(Mosaddegites)。」

不過,在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圈內,公認最具影響力必定是社會學家沙里亞提(Ali Shariʿati)。沙里亞提在巴黎索邦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及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影響,曾經參與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他在 1965 年返回伊朗任教,其課堂總是座無虛席,演講被筆錄結集成書。他把伊朗人信奉的什葉派伊斯蘭教,理解為一套解放受壓迫者和堅守社會公義的意識形態,視 680 年反抗暴政而殉難的第三位伊瑪目侯賽因(Imam Hussein)為楷模,大肆鞭撻當時伊斯蘭教士保守、迷信和擁護君主的制度,違背真正的什葉派信仰。

1975 年,沙里亞提(左)獲釋後與妻子(右)及兒女聚團。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沙里亞提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其理論嘗試發掘什葉派在世俗政治的革命潛能,成就伊斯蘭左翼興起,可堪與拉丁美洲天主教提倡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類比。這種激進的思想固然是政權眼中釘,沙里亞提曾因此喪失教席及身陷囹圄,1977 年流亡英國後同年身亡,但其理論透過錄音帶及書籍非法傳播,在革命期間大量刊印,他的畫像亦經常出現在示威群眾之間。

除此以外,當時伊朗還有數個奉行蘇聯或中國共產主義組織,其中人民黨(Tudeh Party)是歷史悠久的伊朗共產黨,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Mojahedin-e Khalq)和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Fadaiyan-e Khalq)都是革命武裝。雖然持續受軍方鎮壓,根本不成氣候,亦受其他反對派排斥,但他們較少紙上談兵的書生氣,反而受部分激進大學生青睞,其游擊經驗及武裝更在關鍵時刻捍衛了革命,阻止沙王軍隊反撲。

但無論是溫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是激進的左翼武裝分子,他們會逐一在革命中犧牲,最終只為他人作嫁衣裳……

參考書目

  • Keddie, Nikki R, Modern Iran: 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ilani, Mohsen M,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麥克.安斯沃西著,苑默文、劉宜青譯:「伊朗:從瑣羅亞斯德到今天的歷史」新北市:廣場出版,2018
  • 威廉.波爾克著,林佑柔譯:「伊朗:被消滅的帝國,被出賣的主權,被低估的革命,被詛咒的石油,以及今日的 —— 伊朗」新北市:光・現出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