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多場大型政治運動中，街頭抗爭都要與罷工罷市互相配合，才能造成最大政治衝擊。香港史上最大型罷工，必定是 1925 年國共合作策動的省港大罷工，矛頭指向「英帝國主義」，一度癱瘓香港經濟超過一年。百年後的今日，在無大台又缺乏自主工會的條件下，該如何組織罷工罷市行動？
美國快餐業工會運動活躍成員 Erik Forman，曾經在左翼雜誌 Jacobin 分享罷工心得。他坦言美國工運處於低潮，員工對罷工卻步的主因，大多是擔心資方秋後算帳，落得失業下場，特別是缺乏自主工會的保護下，組織罷工愈見困難。
他建議大家參考 2012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學生組織罷課的經驗，當時學生反對 78% 的學費加幅，參與罷課的學生多達 30 萬。外界都驚訝他們是從哪兒突然冒出來，但根據第一身觀察，其實行動是激進學生組織 ASSÉ 在幕後籌備多時。
組織者最先確保有 2 萬名中堅分子參與罷課，成為行動的基本盤，繼而以此數字四出遊說，以串聯其他學生組織。因應加學費這個單一議題，與其他保守組織結成臨時聯盟，運用他們的文宣網絡，號召更多學生加入。
結果參與人數就如滾雪球般，由最初只有數萬之眾，到最終有超過 30 萬人，並成功在 6 個月後迫使政府讓步，重新商討加學費事宜。魁北克工運分子在 2015 年亦汲取經驗，在違法情況下，成功發動 3 萬名公務員參與罷工。
簡單而言，策略是類似共產黨的「統一戰線」，透過聯合不同團體，為同一政治目標奮鬥。關鍵是不斷滾大的參與人數，人數夠多便能壯大員工膽子，減少秋後算帳風險。試想想：「你會加入罷工嗎？」與「你會加入 5 萬人的罷工行列嗎？」兩條問題，觀感截然不同。
罷市文宣要迎合中產品味
非勞資糾紛而起的罷工行動，亦應當與罷市行動相輔相成，因為只要僱主加入罷市，員工便能休假參與抗爭，又或者減少參與罷工而遭僱主報復的顧慮，但我們要如何推動僱主參與罷市？關鍵因素在於文宣。
1969 年，正值美國反越戰運動高峰期，活躍社運的反戰僱主 Jerome Grossman 提出，要發動全國大罷市反對越戰，策略是每個月罷市一日，若然政府一個月內未有讓步，下個月則罷市兩日，如此類推，罷市日數不斷遞增。
在英文語境中，沒有特別的術語區分大罷工與大罷市，兩者同樣可以「General Strike」稱呼。但 Grossman 與合作夥伴有感「Strike」有濃厚的工人階級意味，自由派的中產階級未必有共鳴，於是把行動命名為「Moratorium」，此詞有「停歇」意思，讓人感覺耳目一新。由於當時反戰運動以大學生為主體，因此他們亦主動聯合大學生，甚至向大學行政當局施壓，免去學生罷課的後果。
首次罷市於 1969 年 10 月 15 日舉行，吸引全國超過 200 萬人參與，令反戰運動擴展至校園以外；第二次行動於同年 11 月 15 日舉行，超過 75 萬人湧到首都華盛頓遊行，成為當年反戰運動的重大突破。
連串罷市的成功關鍵，在於組織者懂得聯合群眾，在罷市當日共同行動，但抗爭方式卻遵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原則，令罷市不僅是癱瘓經濟生產，還可以釋放出龐大政治能量。
成功的罷工罷市行動，必先要有大費周章的籌備和聯絡工作，還有文宣包裝以吸納最多人參與。政府喪失管治意志、酷吏暴虐無道、社會民怨四起，為罷工罷市提供充分條件，餘下來的都是事在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