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評論家以「新冷戰」描述目前美中關係。儘管兩國現時的緊張關係，仍未可與當年美蘇之間早期衝突相比，但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Stephen M. Walt 認為謹慎為上，應重溫昔日美國戰勝蘇聯的經驗，為制訂今天的政策提供參考。
確保擁有可靠盟友
美國勝出冷戰，部分原因在於其市場經濟，比蘇聯的計劃經濟更多元化、高效率，美國主要盟友比蘇聯的衛星國更為富裕和強大，亦對情勢有幫助。如已故美國前外交官 George Kennan 在 1947 年提出的「遏制」政策指，長遠勝利的關鍵，是保持重要工業強國的力量，聯同西歐與日本盟友抗衡蘇聯，並基於這個大方向，建立北約及亞洲聯盟系統。雖然蘇聯當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兼具強大軍事力量，但其衛星國力量遠比美國盟友弱小。
Walt 指，美國及其盟國的人口，比蘇聯建立的網絡多出約 25%，國民生產總值（GNP）幾近對手三倍，總軍事人力亦略勝一籌，每年開支比蘇聯集團高出約 25%。1987 年，美國終於因此獲得 4 點關鍵優勢：本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位處大西洋的美國遠離其他主要國家，但蘇聯及華沙條約國家卻要面對毗鄰的美國盟友；蘇聯當時強調進攻征服，此軍事威脅令歐洲大部分地區及亞洲多國均渴望與美國結盟；加上，處於劣勢的蘇聯愈想加想自身軍事力量，其他國家便愈希望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
建立陣營之餘，反過來亦要打擊對手的盟友。美國對共產陣營國家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早期冷戰資本與共產主義對立的意識形態，終被現實政治打破。Walt 稱最明顯的是，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對中國的開放政策，令蘇聯愈趨孤立，加重其戰略負擔。
投資科學、技術、教育
其時，美國可謂擁有世上最先進的科技，不僅成功推動經濟增長，更為美軍提供超越蘇聯的軍事優勢。1957 年，蘇聯率先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 1 號（Sputnik 1），人們擔心美國可能失去科技術優勢。隨後 1958 年的「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提倡復興美國科學與工程發展，確保蘇聯其後在多數科技領域只能追趕美國。「教育法」同時鼓勵學習外語及外國文化，藉此培養制訂不同地區政策的專家。支持地區研究，是美國贏得冷戰的關鍵之一。
政治開放
世上沒有完美的政治體系，但擁有言論自由及民主活力的社會，使媒體可警惕國家可能出現的錯誤，並加以糾正。當美國深陷越戰泥沼時，便推動「越南化（Vietnamization）」政策減低損失，逐步退出越戰。相比之下，蘇聯無論是阿富汗戰爭、古拉格勞改營（Gulag）制度、切爾諾貝利核災等，一一反映出在言論自由被完全壓制、經濟效率低下的情況下，容易產生更多失敗。此外，Walt 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的研究為反例，指缺乏完善民主制度的國家，更易遭受大飢荒。
以逸待勞，消耗對手在戰略邊緣地區資源
冷戰期間，兩國沒有正面交鋒，取而代之的是各自支持的地區軍事衝突。Walt 認為，加速蘇聯崩潰的最後一根稻草，正是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投入大量軍事資源支持其附庸國，演變成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令對手「贏粒糖，輸間廠」的策略雖然明智，但同時要確保對手不會引誘自己犯同樣錯誤。美國在越戰時亦犯下類似錯失，但 Walt 表示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實力更強，加上大盟友都是資產，而非像蘇聯般成為負擔。
保持陣營和諧，爭取最大利益
Walt 承認，美國並非美國人想像的美德大國，冷戰期間曾支持不少獨裁政權，但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同時，即使有所不滿，基於彼此不得不聯合抗擊蘇聯的大前提，對待盟國亦要展示最大包容。Walt 指，法國前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多次惹怒幾位美國總統，但絕少有美國官員公開譴責這位法國盟友。因為美國官員明白，詆毀或羞辱自己的夥伴，只會產生怨恨、破壞西方陣營的團結。
反觀共產陣營在冷戰期間，則滿佈怨懟、互相仇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Josip Broz Tito）與蘇聯的史太林迅速失和分裂，50 年代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亦是如此。蘇、中兩軍於 1969 年即在烏蘇里江一帶發生衝突，當時蘇聯甚至考慮對中國的核武庫作預防性核攻擊。即使華沙條約內部，關係也不和諧，蘇聯分別在 1953、56、68 年，向東德、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動員，以維持衛星國的忠誠。而越共與赤柬的戰爭，又導致越南與中國爆發了短暫但激烈的邊境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