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0 月，習近平到訪尼泊爾，一直有傳親中的尼泊爾政府會跟中國簽訂尼國版「送中條約」，把尼國的藏族流亡者送中。可是，最後一刻，尼國民選政府拒絕簽訂。習近平訪問尼泊爾，令到這個南亞小國一度成為國際傳媒的焦點。尼泊爾曾經是南亞最後一個君主專制國家，異見者長期面對酷刑對待，在民主化後，極權下的生還者在體制中尋找空間，踏上漫長的索償路。
1951 年，尼泊爾大會黨（Nepali Congress）曾經嘗試建立君主立憲制，但不到十年就被廢除。到 1990 年，尼泊爾大會黨聯同左翼聯盟發起人民運動（People’s Movement），要求國王還政於民。警方血腥鎮壓，幾十名示威者死亡，國王頒令取締所有反對派報章，又把大量反對派人士收監。可是，鎮壓不成，卻觸發更大規模的抗爭，超過 20 萬人在加德滿都示威，把政府建築重重圍困，畢蘭德拉國王最終宣佈民主改革，並接受人民運動草擬的憲法。
1996 年，長年受王室迫害的尼泊爾共產黨發動戰爭，要求完全廢除君主制，歷時長達 10 年。期間，2001 年發生尼泊爾王室槍擊事件，畢蘭德拉、王儲狄潘德拉等 10 人死亡，王弟賈南德拉繼任，不少民眾相信事件由賈南德拉策動，再嫁禍王儲，王室聲望破產；賈南德拉即位不久，就宣佈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並推翻 1990 年以來的君主立憲制度，解除民選首相職務。直到 2006 年，尼泊爾全國有反國王示威，加上尼共兵臨城下，美國和印度施壓，賈南德拉自知大勢已去，決定下放權力。到兩年後，民選政府與尼共達成和平協議，民選政府正式廢除君主制，結束長達 240 年的沙阿王朝（Shah dynasty），而尼共則交換佔領的土地，同時也參與國會大選。
在尼泊爾經過 3 次、橫跨 60 年的民主化抗爭，雖然有了普選，但如何達到轉型正義，是一大難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酷刑受害者如何可以尋求公義。兩名愛丁堡大學人權學家就在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Practice 撰文，闡述受害者如何透過法律機制進行索償。50 年代，民主化實驗失敗後，政府一直視酷刑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即使 1990 年後曾經行君主立憲制，尼共起義期間的 10 年，尼泊爾政府依然大肆使用酷刑，期間估計有超過 3 萬名受害者。
1990 年革命後，新憲法曾明文廢除酷刑，政府也簽訂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並在 1996 年通過了「酷刑索償條例」（Torture Compensation Act）。這些法例成為了酷刑受害人索償的基礎。可是索償成功率非常低，並且要面對來自警察的各種人身威嚇，非政府組織 Advocacy Forum 報告指出，單是 1998 年，12 宗酷刑申訴中，有一半人因人身安全問題而撤控。除此之外，申訴還要經過冗長的程序。兩名愛丁堡大學研究員指出，受害人要經過三部曲： 一、準確指出自己遭遇「酷刑」；二、指認出施刑者；三、正式以法律申訴。可是，很多受害人根本沒有法律知識去處理，例如「酷刑」一詞，在尼泊爾不是常用詞，很多人連第一步都做不到。
Advocacy Forum 在 2014 年的報告進一步指出，2003 年到 2014 年間，有 146 宗申索案，只有 21.2% 獲法庭裁定成立，32.9% 不成立，41.8% 未裁定，另有 4.1% 撤回，成功率十分低。而且，即使索償成功，最高金額也只是 10 萬尼泊爾盧比（折合約 6,800 港元），而成功索償金額很多時遠低這個數字，最低甚至只有 1,000 元尼泊爾盧比（折合約 70 港元）。即使如此，尼泊爾的申索成功率，已經比其他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如斯里蘭卡和孟加拉更高一點，這有賴較完善的人權組織網絡以及法律制度。
無疑，酷刑索償只是轉型正義其中一環，是一個公義的象徵，也是改善酷刑生還者的生活，要達到轉型正義還要有其他工作，如建立良好法制和政制、審判人道罪犯等。但是，沒有民主化，或者就連酷刑索償這個卑微的願望也做不到，更談何轉型正義？而尼泊爾半世紀，就經歷了三次革命才走到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