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民間多次發動三罷而成效有限，原因之一在於工會弱勢，號召力不足；而香港部分工會隸屬於建制派組織如工聯會和勞聯，支持廢除工人集體談判權，甚至譴責工人罷工，作用似在維穩多於維護勞工權益。港人可以如何光復工會？英國獨立智庫 Autonomy 最近發表報告「新經濟入門包（New Economy Starter Pack）」，就各項社會議題彙集各界專業人士的意見，申述新自由主義以外的政經模式，其中談及工會及民間集體產權等章節，香港或能借鑑一二。
報告指出，自戴卓爾執政以來，英國工會勢力不斷削弱，由 1979 年 1,300 萬成員銳減逾半至現時 600 萬，工人集體談判權則由以前每 4 人有 3 人受覆蓋，降至現時 4 分 1 比率，跌幅之大冠絕全球發達國家。工會削權，勞工受害。自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40 年來，英國實質工資停滯，工薪階層並無分享到所謂「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時代的好處。要打破社經不均的局面，重振工會將成關鍵一環。
問題是如何？報告多名作者就不同範疇提出建議。英國通信工人工會（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主席 Dave Ward 認為，工會衰落出於政府帶頭打壓，一邊推出反工會法律，一邊力推私有化金融化，以股東為中心分配利潤所得和企業管理權力，工人話炒就炒，自然不利勞方組織。因此，恢復行業集體談判權（secto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是首要任務，目標是重奪工人管理權。
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領袖之一 Alice Martin 則認為，重申行業集體談判權並未足夠，行動甚至不應止於制訂法定地位和引入自動入會機制，因前者易受政府取態左右（譬如馬克龍一舉打散原本覆蓋法國 98% 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後者空有人數而缺乏團結。要將職場有效民主化，必須具備組織和談判的條件。組織方面，諸如時間、訊息、資源、地點皆屬勞工溝通所需，Martin 建議強制企業實施「民主活動」時間 —— 例如每星期 1 小時 —— 期間僱員可以召開工會會議、參與勞資談判、檢驗公司營運、選舉聯會代表或籌組自主網絡，如此既可鼓勵「低民主化」行業如零售和接待的僱員成立工會，組織工會的權力亦會回歸勞方，而非政府機構。談判方面，Martin 認為最有力的籌碼就是罷工：必須確保罷工人員不被資方秋後算帳，否則一切免談。此外，公司資訊透明化，例如容許工會索取高層薪金明細、薪酬釐定準則和公司監控資料，亦能加強工會談判能力。
企業集體基金為工人賦權，同樣有助工會壯大。英國智庫均富（Common Wealth）總監 Mathew Lawrence 響應工黨「普惠共同基金（Inclusive Ownership Funds）」倡議，主張 250 名員工以上的企業須每年分發 1% 股份予僱員，直至數量達 1 成為止。股份由基金管有，而基金則由員工集體管理，每年限派最多 500 英鎊股息，多餘股息則撥入國家社會基金，用於公共服務。通過分配股權及利潤，員工將能分享公司決策權；隨著基金成長，企業營運和資源利用亦會愈趨民主，為籌建工會打好基礎。
制訂最高薪酬比例，亦能迂迴地助長工會。英國高薪智庫（High Pay Centre）總監 Luke Hildyard 認為，最高工資比例的重要性不下於最低工資，大企業豪擲於高層的報酬和花紅往往有更高效率的用途。據估算，英國最富裕 1% 就收割全國 15% 總收入，造成嚴重收入不均。Luke Hildyard 建議成立不同「持份者管理協會」（stakeholder governance council），從工會和公民社會組織選出代表，為各行各業制定薪資差距比例。收入比例設限不單有助改善基層薪酬水平，盈餘亦能重投企業，而股東高層無法賺盡自肥，又會減少打壓工會的誘因。
工會不應只是議價組織，要發揮社會影響力，就要擴大參與權。社運組織 We Own It 創辦人 Cat Hobbs 建議工會與不同機構合作 —— 例如作為民意代表的籌建獨立民主組織、向公營機關究責的公民組織、提供營運意見的議員和專家 —— 列席公司監事會（supervisory board），監察企業運作甚或左右發展方向。當企業需要滿足多方要求，員工向資方施壓的籌碼自然增加。
上述做法建基於英國國情，香港缺乏民主體制，政府不受公民社會制約，似乎訴諸於法制改革的建議都不合地宜。或者香港可以從民間企業打破缺口，眾籌一筆共同基金，用於成立或是收購一批公司，以合作社模式經營，去除食利階級加上制定薪酬比例，擴張條件自然較為充足。模式一成功，垂範社會，又會吸引有心人仿傚，當擴充到一定地步，工會組織足夠強大，就能挑戰現有經濟秩序。現時黃色經濟圈僅限消費，罷工則屬於消極抵抗，假如能夠主動出擊，消費者運動結合生產者運動，全面進駐接管經濟，比起攬炒，或許才是抗爭經濟戰線的核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