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前夕，港府以加強公園清潔為名，出動防暴警察驅趕露宿者，這種「眼不見為淨」的橫蠻做法，備受社工批評。同樣面對無家可歸人士，芬蘭政府採取截然不同的行動 —— 主動為流浪漢提供庇護。因為當局明白，對此問題放任不顧、任由他們自生自滅，非但毫不人道，「手尾」更是長。
Tuya 因為酗酒及濫藥，曾在赫爾辛基一間露宿者之家住了 3 年。但多得芬蘭政府名為「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的策略，她得以擁有一間細小的單位。在巴黎的 Akbar，上月要在難民營外的泥濘，利用充當公用「花灑」的水管梳洗沖澡。他們的處境，正好反映歐洲露宿者問題的兩個極端。
法國政府 8 年來將緊急宿位數量翻倍至 14.6 萬個，但仍未及所需；西班牙的庇護中心在 2014 至 2016 年增加 20.5%；過去 10 年荷蘭的露宿者增加 1 倍；愛爾蘭的庇護中心飆升 3 倍；德國政府估計，露宿人數在前年增長 4%，達至新高的近 68 萬名。芬蘭是唯一沒有個案增加的歐洲國家。
芬蘭的成功有賴其「居住優先」策略，此乃源自 1990 年代的北美。過去社福機構要求露宿者先控制其行為問題，譬如成癮、輕微犯罪或精神病，才獲安排津貼房屋。但庇護中心充斥絕望之人，難以振作，而繼續睡在街頭，又常生病或被搶劫。美加多市遂作改變，先給予棲身之所，才改善行為問題。
這個治標之法，在警力、懲教、庇護及醫療方面，省的錢比花的錢要多。芬蘭相中此道，在 2008 年成為全歐首個擁護「居住優先」的國家。自此，長期露宿及入住庇護所的人士，下跌 21% 至約 5,500 名。無家可歸者獲安排遷出臨時居所，移居至以個人名義簽約的單位，借助政府福利來支付租金。
芬蘭政府透過安置居所，在每名露宿者身上的整體支出，平均每年節省 15,000 歐元。全國最大社會房屋組織 y-Foundation 的行政總裁 Juha Kaakinen 解釋，放任無處容身者在旅館等地，有可能適得其反，因為這種短暫的居住環境「製造一種露宿的文化」。
現時 Tuya 居住的屋苑由救世軍營運，屬於「輔助房屋」，共有 87 名住客和 20 名職員。每個單位設有廚房，另有一個公共咖啡廳。社工會跟進每名住客的問題，並舉辦一些活動。屋苑主管 Antti Martikainen 直言，每年會有數人遷至較獨立的房屋，但能說服住客別再把垃圾丟出窗，已很滿足。
當然，這些全都要錢。芬蘭當局增聘數百名社工，2017 年為低收入租戶興建的公屋單位，總數超過 7,000 個，比人口為其 10 倍的英國還多。在這個人少而富裕的國家，似乎不難辦到。其他大國呢？需求太多是難關。法國緊急庇護熱線平均每日接獲 2 萬通來電，光在巴黎就有近 3,600 名露宿者。
房屋組織 Emmaüs Solidarité 總幹事 Bruno Morel 解釋，貧窮人士正受租金上漲和就業不穩定所影響。法國政府雖已禁止房東在每年的 11 月至 3 月驅逐租客，去年亦在巴黎地區增設 7,000 個冬季臨時庇護所，不過 Morel 表示，社會需要的其實是 10,000 個才對。
其實隸屬社會黨的巴黎市長 Anne Hidalgo 也算有心，將巴黎市政廳的接待廳改成庇護所，收容 39 名無處容身的婦女，並加強巴黎的租金管制。後者雖令現存的房屋維持較相宜的價格，但可能減低私人公司興建新屋的意欲。巴黎現時一年新建 7,500 個公屋單位，但 Morel 指這對赤貧戶來說太少。
至於在德國，積極庇護移民的同時，公共房屋儲備 —— 即由政府資助興建、30 年後可自由出售或出租的房屋 —— 卻急劇減少。以首都柏林為例，在 1990 年代曾有 36 萬間公屋單位，現時卻僅得 10 萬個。10 年來房租翻倍，市政府已經限制租金上調。
「經濟學人」分析，歐洲的露宿者問題包含兩大元素 —— 公屋建得太慢，租金升得太快。與此同時，非法移民加劇情況。法、德、意、荷等國雖承諾推行「居住優先」，卻仍停留在地方或先導計劃階段。Martikainen 質疑：「為何明知有效，卻還要搞先導？」這個問題，各國在新一年將無法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