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肺大災難，輸出全世界，美國終於施以援手，答應公開一種中國叫「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新藥分子結構，據說此藥有如奇蹟，可以如摩西揮杖喝退紅海浪潮一樣，令武肺痊愈。
由日本政府援助興建的中日友好醫院，開始協助中國病人服食該藥。此一喜訊，在中國引起兩種反應：民間大量貧苦人士，特別是病患者及其家屬，孤苦無助，當然視同天降甘霖；但網絡大量「民意」卻認定：「誰能提供解藥，就是誰下的毒」，即美國若提供解藥，美國就是下毒的兇手。
此類奇怪的思考，正如中國人的思維文化：先有結論，不必論證：先有判決，不必思辯。隔一個太平洋的強權如美國，在中國有難，又一次救亡，尚且招惹來這種歪曲而變態的觀感。在大陸民間無權無勢的人，若要講道理、求公義，下場之慘，可想而知。
當然，即使有這種神藥，不可能在美國經歷完整的臨床試驗、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亦即 FDA 正式批准。即使只經過第一階段臨床成功，大批空投去武漢，場面有點像「奪寶奇兵」裡的白人主角夏里遜福帶同食物來到深山蠻荒部落，引起歡呼和哄搶。
總統杜林普兩年前簽署新法案，准許絕症病人使用未獲 FDA 完全批准的試驗階段藥物。
美國和西方有新藥研製出品要經過嚴格關卡：第一期臨床試驗，只用於動物身上，初步覺得可靠，然後開始在少量人群中試驗、研究人體對新藥的反應。
美國是尊重人權的優等國家，有足夠的法治保障人權。在美國，人不是猴子、蝙蝠、白老鼠一樣的畜生。美國藥物工業又財雄勢大，足可左右學術和傳媒，擁有支配市場思維的影響力，更需要非常嚴謹的監察，確保藥物安全。
第二期臨床實驗，用人來試，最重要的是監察有何副作用。一切西藥都是化學工業的合成品，以 A 藥治甲症，甲症可以醫好，但同時又可能引起乙丙丁其他三症的副作用。類固醇即是一例。
第三期的試驗，是要看有甚麼副作用與後遺症之後，再針對此等節外生枝的毛病，再綜合加減其他的新成分。
有時發現，A 藥引起的丙類副作用，必須用 B 藥來應付。但 AB 合成之後，又可以引起 DEF 之類其他的病徵，而且可能 F 這一種，無法治癒。
這就要在第三期內非常艱辛的配對實驗，在黑暗中摸索，藥劑學又要與生化新科技結合。其間牽涉科學論證、法律倫理、道德人權，一種新藥，在何處出錯，如何補救這個錯誤；補救的方式又有沒有爭議之處，要反覆試驗。這一切，要有非常嚴謹的科學理性和團隊精神。
科學家和藥劑師是專業人士，但醫藥的大財團卻可以是唯利是圖的商場大亨。前者關注的是人命安全，後者關注的是上市公司的股價。在兩者之間活躍的，又是精通法律流動、但有時也有維護弱勢人權的律師，三大板塊之間，時時有衝突。再加上傳媒大亨也是商人，會不會與醫藥財團的老闆和董事局有交情？這些人又是否上通美國參議院，或邀請兩黨的政客來出任董事？
美國不是上帝的天堂，也是一個利潤和良心、利益和人權之間複雜博弈的遊戲場。杜林普認為，此一綜合的權力階級，剝削了窮人的利益。奧巴馬開的藥方，是所謂 Obamacare，而杜林普應對的手段卻很不同。
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眼中，這自然是用中國人來試驗，又勾起他們非常陰暗的所謂 731 部隊的回憶。
當然，杜林普若有一點政治智慧，反而在此關鍵時刻，把這種藥勒著，威脅一下中共：你要我在你統治的人民身上試？把你這些人都醫好了，被你繼續控制洗腦、繼續反美仇美？沒有那麼便宜。要有條件交換，首先是香港要實行普選，讓美國覺得滿意的候選人入閘。
這一手，在人權和法律發達的美國，其實很有爭議。不過一旦在遠東出現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新瘟疫，杜林普、美國財團、中國市場提供成千上萬不但自願還爭著一博的試驗品，即刻很神奇地一拍即合。
若是奧巴馬、拜登之流，就可能大愛包容傻乎乎的雙手送藥。但是杜林普應該不同。杜林普是個生意人，生意人講利益交換，不講感情，科學精算，六親不認。
中國政府在嘴巴上不斷話美國，但美國錯綜複雜的制度，產生的好處，只要對中國維穩有利，每一滴中國都會舔盡。
美國政府也在盤算：武漢實驗室的真相若進一步透露，連結到哈佛大學化學系千人計劃的美國學術臥底，中美貿易談判的下一階段，又如何用中國瘟疫這一步活棋，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