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憲法，是否享有最高法律地位？假如在蘇聯，這個問題或許很難回答。1936 年，史太林修訂「蘇聯憲法」，成為官方宣稱的世上最民主憲法。要理解寫滿林林總總保障條文的「史太林憲法」（Stalin Constitution），不可只按條文本身解讀，更要讀通蘇共隨政治需要而變的法律詮釋。
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軍事史助理教授 Ian Ona Johnson，曾於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網站撰文，介紹史太林如何修訂通稱「史太林憲法」的「1936 年蘇聯憲法」。他指蘇聯締造者列寧從小研究法律，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只是鎮壓無產階級的手段。因此，革命專政（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乃使用暴力而非法律來維持權力。一旦革命取得成果、牢牢掌握權力，法律便成為「無產階級的權力機關」及「灌輸紀律的工具」。Johnson 認為，這實際上只是簡陋原始及出於功利主義的「正義」，因為在此前題下的法律，幾乎沒有規範，亦未有對潛在受害者提供法律保護。
同為蘇聯領導人，史太林對法律的看法則略有不同。Johnson 指，列寧認為法律的作用有限，並會隨創立有關法律的國家一同「消亡」；而對史太林來說，既然法律可以成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則應充分利用。因此，史太林改變列寧對「社會主義法系」（socialist legality）的含糊定義，重新定義法律在蘇聯社會的地位，建立一套使政權暴力行為合法化的法律體系。當然，史太林的法律體系與列寧仍有同一大前題 —— 法律地位始終處於黨的政策之下，正如列寧所言：「當法律阻礙革命的發展，則必須廢除或修改。」
專門研究蘇聯歷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J. Arch Getty 教授指，史太林親自擔任憲法委員會主席，經過一年會議，在 1936 年 12 月 5 日，「史太林憲法」正式生效。早在生效前，國際間已大肆宣傳這部憲法。當年 6 月，「紐約時報」便以「蘇聯民主」、「設計新蘇聯憲法建立更民主統治」為題作報道，指蘇聯的憲法「向所有蘇聯公民承諾廣泛的公民自由及經濟保障，得到歐美強烈迴響。人們特別考慮到大蕭條環境，認為這部憲法比美國的更為優勝。」
Johnson 形容，這部獲外國勢力媒體加持的憲法，儼然一部「進步世界」的模範憲法，保障了工人的宗教、言論、新聞、集會自由，諸如醫療保健、社會保障、免費教育等，列出各項社會的經濟權利福利法案。另外，「史太林憲法」更為蘇聯選舉制度鬆綁，由間接選舉、限制選民投票組別、記名投票制，改為恢復普選權、不記名投票，並在各政治機構舉行直接選舉。
如此先進，且由領袖欽定的憲法，是否自此奉為蘇聯圭臬？Getty 認為，新憲法主要目的，只是想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莫斯科。因為第一部「蘇聯憲法」，賦予蘇聯各共和國很大自治權。史太林的修憲，只想試圖消除地方權力核心，並重組國家官僚機構。Johnson 指，當年針對法律及選舉的修憲徒具外表；公開、有競爭的選舉，只在當年 12 月至翌年 10 月舉行過，其後又變回只有共產黨指定的單一候選人選舉。至於仍想參加選舉的人，不少便成為當年大清洗（Great Purge）的清算對象。
Johnson 續指，自此之後，「史太林憲法」載明的各項經濟、社會及政治權利，無一實踐。這部憲法寫得多美滿也好，人們更應留意，蘇聯官員早已公開表明，法律地位次於黨國的統治、只是根據政權當下需要而訂立。他更認為，「史太林憲法」只是一件大清洗背景下，政權用盡法律規範，肅清眼中叛徒、破壞者及國家敵人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