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中國共產黨奪得江山,但有能力,有條件離開的資本家,面對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綱領的新政權,為何大多數選擇留下?國民黨倚重的上海企業家劉鴻生,曾經把家人和財產疏散國外,形成風險分散的跨國網絡,但他本人最後卻回流中國,與海外家人訣別,資產亦逃不過國有化命運。康奈爾大學中國史學家爬梳資料,重組劉氏回流背後的複雜動機,側寫出國共交替的時代面貌。
1949 年 5 月 24 日,解放軍即將接管上海,年屆花甲的劉鴻生已經離城,經國民黨政府臨時首都廣州抵達香港。作為中國最有名望的實業家之一,劉鴻生對政治丕變早就未雨綢繆,他的生存策略講求風險分散,這體現於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英語格言:「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劉鴻生從不孤注一擲,名下企業涉獵火柴、紡織、水泥、煤炭等多個產業;他甚至以相同策略栽培子女,其中 4 人留學英國、4 人留學美國、3 人留學日本,甚至考入英國劍橋、美國哈佛、日本帝國大學等頂尖學府。
國共內戰爆發後,他的資產進一步轉移海外避險,投資台灣房地產和開設工廠。他逃難香港也不是偶然,劉鴻生早在香港坪洲創立東南亞最大火柴廠,更指示生意夥伴偷運 500 萬美元外匯、工業製品和原料到香港,為自己預備了一道逃生門。
然而,即使劉鴻生如何早著先機鋪好後路,又擁有他人不能及的資源和條件,來到 1949 年這個歷史關口,他依然為是否離開舉棋不定。究竟為何他會逃難香港,而沒有跟國民黨逃到台灣?最後又何以選擇了回歸大陸?
落難香港的 6 個月
在離開上海之前,劉鴻生舉行過多次家庭會議,邀請子女共同討論劉家前途,但他千算萬算,就是算不到留學日本的六子劉公誠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員。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史教授高家龍(Sherman Cochran)研究指出,劉公誠曾於 1938 年親赴延安加入共產黨,此後以地下黨員身份秘密行動,但他起初亦無法釋除全家上下對中共的猜疑。
1949 年初,中共向上海推進同時,亦不斷向劉家發放訊息,保證只要劉家願意留下,名下所有工廠都會受解放軍保護,劉公誠當然也極力遊說父親,但劉鴻生始終對共產黨如何處置資本家有戒心,他甚至向家人表明立場:「共產黨決不會和我們真正交朋友。」
既然不信共產黨,投靠國民黨看似是最順理成章的選擇。劉鴻生個人與蔣介石既有交情,又多次擔任公職,更預先派了兒子劉念忠和劉念孝到台灣,做好遷台的準備,但國民黨在 1948 年推行的貨幣改革,動搖了他的信心。當時蔣經國受命控制通貨膨脹,軟硬兼施要上海資本家用舊幣兌換金圓券,幾名富商拒絕合作後遭逮捕,其中一人甚至被處決。劉鴻生迫於無奈就範,但政府竟然在 2 個月後草草宣告改革失敗,金圓券變得一文不值,弄得上海富商損失慘重。劉鴻生自此對蔣經國和國民政府有保留,更在家庭會議上向女兒提出:「台灣也不是好地方。」
國共之間,劉鴻生未及取捨,解放軍已經入城,他於是逃到國共以外的香港,觀察局勢變化,爭取緩衝時間。但隨著他在香港轉售羊毛的生意失敗,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他能夠思考的時間所餘無幾,散居各地的家人都運用影響力,試圖左右他最後的決定。
時至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扭盡六壬要拉攏劉鴻生。曾經兩度派其次子劉念義到香港,嘗試接父親回國,周恩來又派特使到香港,遊說劉鴻生在內的中國資本家返國,承諾只要是愛國便會受歡迎,家庭和財產可受保障,甚至有機會委任為國家領導,政商兩得意。
劉鴻生最終屈服了。他向家人解釋:「我已經是 60 出頭的老人了!我的事業都在國內,不想留在海外做白華。現在你們都盼望我回去,我一個人流落在海外,有甚麼意思呢!我決定回去。」
高家龍分析指出,劉鴻生的返鄉初衷非常平實,就是自覺年長、渴望與家人團聚、放不下國內的事業成就,與民族主義沾不上邊。但當回到上海安頓後,他卻從此「脫胎換骨」,說話都染上一層前所未見的政治色彩,遣詞用字十足官方口吻,也放棄分散風險的生存策略,要在共產中國孤注一擲。
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11 月 3 日,劉鴻生在次子陪同下乘船抵達天津,立即受到周恩來邀請赴京。雖然劉鴻生當過英國人買辦,又接受國民黨委任公職,但他沒有被中共扣上「買辦官僚資本家」帽子,還被周恩來嘉許為「民族資本家」,先後當上政協和人大代表。一個月後,他在公開演講滿口「主義」,指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中國工商業,活像另一個人。
此時,劉鴻生分散風險到海外的智慧,卻淪為了他的政治負資產 —— 如果劉家真是模範家族,為甚麼幾個兒子未有回上海?他們是否拿著劉家資金到了海外,沒有用來服務國家?這些質疑迫使劉鴻生急召海外子女回國。我們無從得知他的真實想法,但從留下的文件知道,他寄出一封又一封政治語言堆砌而成的私人信件,叫兒子趕緊回國,誓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畢業的八子劉念信,原訂 11 月在香港與父親和家人團聚,抵港後父親卻已離開,只留下口訊叫兒子回國,但他堅拒邀請。父子二人之後多次書信來往,劉念信批評共產主義剝奪人的自由;劉鴻生卻反駁兒子受美國自由理念誤導,又稱美國和英殖香港華人都受到壓迫,不會享有真正自由。信件中的父親鮮有流露個人情感,結果也未能說服兒子。
最終,身為地下黨員的劉公誠,於 1952 年與妻子親自赴港,借參加妻舅在香港的婚宴,與弟弟劉念信會面。當時劉念信談及自己在洋人公司任職工程師,向兄長證明華人在港一樣找到工作,劉公誠卻為弟弟傳來噩耗 —— 64 歲母親病重,希望見兒子最後一面。劉念信從小與母親感情深厚,聞訊後立刻收拾行裝,奈何在羅湖過關後,劉公誠承認了自己撒謊,捏造母親病重消息,純粹是誘騙弟弟回國。劉念信得知真相後怒不可遏,忿然在站台摔爛行李,可惜為時已晚。
至於劉鴻生本人,在共產中國只渡過 2 年多的蜜月期,便接連成為政治運動的攻擊目標。1952 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以反對 5 種罪行為名,清算數以千計上海資本家,民眾直搗企業辦公室要求查賬,商家在威脅下只能招認所有罪狀,劉鴻生同樣無法倖免,更因心臟問題病倒家中。
他在病榻上向家人預言,資產階級的末日要來臨了。「如今國家有了前途,共產黨在經濟上也很有一套辦法,可以不要資產階級這個朋友了。你們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辦法去罷!」他雖在五反運動大難不死,但翌年也逃不過國有化政策,名下所有企業改組為公私合營,畢生努力化為「國有」,他本人在 3 年後與世長辭。
從此沒有絲毫怨言
劉鴻生為家人留下的,除了財富還有資本家的標籤,使劉家捲入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風暴。當日接父親回國的劉念義,在文革遭受批鬥,被所謂造反派圍毆毒打,最後墮樓身亡,是自殺還是他殺,至今無人知曉。被誘騙回國的劉念信,始終拼命要離開大陸,但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得償所願,1979 年永久移居美國。劉公誠的地下黨員身份,也是到文革結束才公諸於世,家人至此才得知真相。至於流落台灣的劉念忠和劉念孝,則從此與上海家人斷絕了聯絡。
高家龍提醒,劉鴻生的際遇其實並非特例,反而是那個時代的寫照。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很多中國商人與劉鴻生相似,學會投資海外避險,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劉鴻生流落香港時的掙扎,也和其他商人相似,無論回國還是遷居港台,當初的考慮主要都是業務分佈、家庭因素等,絕少意識形態色彩,也甚少曉以民族大義。
至於劉鴻生有否為返回上海後悔,我們無法從歷史文獻得知。1949 年以前,劉鴻生因國民政府改革失敗而焦頭爛額,文獻尚且記載他滿腹怨言;1949 年後,即使共產黨違背當初承諾,要他奉獻畢生經營的企業給國家,文獻中的劉鴻生始終「非常感謝黨」,絲毫怨言都沒有,那就莫說是「後悔當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