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典洋的「敗戰後論」批評戰後日本社會精神分裂，右翼不承認戰敗的事實，卻依附在對美從屬的結構上維持政治權力；左翼明明享受著美國保護傘所授予的「戰後民主體制」與和平，但又天真地反對一切軍事暴力。有關言論從 1995 年發表起就備受爭議，尤其加藤主張「透過參拜國內三百萬死者，紀念二戰兩千萬亞洲死者」，間接支持了拜祭被當成「英靈」的戰犯，備受左翼的批評是軍國主義復辟。
加藤與左翼知識分子間的矛盾或者可以從「主體性」的分歧中理解：加藤的理論是透過悼念自國三百萬死者，重建日本社會內在的共同體，從而進入紀念亞洲兩千萬死者的目標；而左翼的出發點是世界公民式的普世價值，透過反省大日本帝國過去的侵略戰爭，印證現代日本民主社會的「善」。簡單而言，前者是從內部的「共同性」達到外部的「公共性」，而後者是透過普世的「公共性」再構內在的「共同性」。
對於民族共感所建立的共同性，日本戰後的知識分子大都深痛惡絕。上野千鶴子曾經見過一名日本青年聽見韓國慰安婦的證言後痛哭道歉，說自己從來不知道這段歷史。一般人據此或者會集中批評學校教育避談二戰歷史、讚揚該學生有良心之類，但上野覺得恐怖是：理應無辜的戰後世代，為自己沒有犯下的罪道歉。她認為在這一剎那，個人與國家被同一化，國家的歷史化成個人的恥辱。上野指青年的純真使他做出道歉的行為，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種情緒疏導到民族主義以外的地方。
大澤真幸說：「相比被壓抑的記憶，被排除的歷史記憶會伴隨著更沉重的代償。」「壓抑」就是對戰後世代說「戰爭完結了，對現在生活已經沒有影響，沒問題」，這等同剝奪了他們對戰爭的實感和意識，使他們更難克服敗戰歷史的影響。而「排除」是直接從論述中抽走，使戰後世代「不知道」，這會導致比「壓抑」更嚴重的精神創傷。那個痛哭的學生，就是承受了避談歷史的教育、以及日本戰後社會精神分裂，主體性解離的受害者。
白井聰的「永續敗戰論」寫成於戰後 70 年，遙遙回應了加藤的「敗戰後論」，也從地政學的切入點解讀上述的矛盾。相比「內部（日本國內）」和「外部（世界）」，他的批判點是「戰後」這個概念如何依附在東亞的地緣上續命。
不能忽視的是，作為二戰延伸的「冷戰」，根本從來都沒有在東亞地區結束，北韓與中共的共產勢力仍然存在。這場加時的冷戰裡，託了南韓和台灣等政治緩衝地帶的福，加上駐日美軍的保護傘，20 世紀末的日本得以在簾外享受安寧。另一方面，右翼政府不斷以「結束戰後體制」為口號，卻透過領土主權爭論、參拜靖國神社、對美從屬等二戰的尾巴延長政治生命，結果是自民內閣透過「永續敗戰」得以掌權到今天。
日本的「永續敗戰體制」或者所謂的「戰後民主體制」，是靠周邊國家地區和沖繩的犧牲所換取的，「戰敗」這個事實就是如此被隱藏起來。如果沒有周邊國家地區擋住共產主義的入侵，日本社會不可能有政治空間討論人權和自由；如果沒有遠離本洲的沖繩承受了主要的美軍基地，東京等主要城市不可能正常發展。換而言之，無論是上篇談論的左右翼精神分裂、抑或本篇提及的主體性與歷史遺忘，都是戰後的特殊地政環境下所滋生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痛哭不知慰安婦歷史的日本青年」和「永續敗戰來活命的政府」都不可能出現。
白井聰在「永續敗戰論」的台灣中譯版序言裡，說人應該有歷史的想像力。雖然台灣經常被認為是「親日」，但如果二戰末期，美軍登陸的不是沖繩，而是仍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沖繩自決」在今天可能就是「台灣自決」，台灣也決不會親日。歷史的想像力就是對生活的想像力，只有思想能超越當下，當下的問題才能克服。
筆者下文當日，香港正值大圍捕之日，報人被鎖上手銬帶走。南海充滿火藥味，東亞的外交對罵漸漸化為具體的措施，能夠留給日本永續敗戰體制的空間愈見狹窄。無論想像力多或少，只要火光驟現，要結束的始終都要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