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諾貝爾獎遺落之人 —— 病毒學家朱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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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學家朱桂林(Qui-Lim Choo)在 1980 年代,參與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為檢測血液及研發治療奠定基石,對醫學作出重大貢獻。
攝影:佘世培

「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我很高興。」

華裔病毒學家朱桂林教授,是最早找出病毒的三大關鍵人物之一,但今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人,卻只有率領團隊的 Michael Houghton 教授。朱桂林成了遺珠,卻未糾結於此。相比起個人得失,這位傑出科學家更重視團隊合作,而且他笑說:「我就喜歡找東西。」

旁人聽來,朱桂林說得輕鬆,但其實在他參與研究的 1980 年代,只知有輸血者受非甲型或乙型的肝炎病毒感染,加上當時未發展出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檢測技術,無法簡單擴增病毒的 DNA 來進行測序。1982 年,任職 Chiron 生物科技公司的 Houghton 開始「找」這種未知病毒,到 84 年朱桂林加入其實驗室,二人篩查了海量的遺傳序列,仍未發現任何病毒蹤跡。

事業遭遇挫折,有人一沉不起,有人堅持下去,朱桂林明顯是後者。這位新加坡科學家不諱言:「當兵有個好處,就是訓練你要耐苦」。加上在英國 King’s College 讀書時,有老師對他說過:「如果有人好心給你一個建議,起碼你去試一下,不成了也就算,但是如果你不去考慮,後來給別人做了,你會後悔一生。」所以當同在 Chiron 工作的台灣科學家郭勁宏,提議研究團隊改變方向時,朱桂林就把握住這個重要契機。

朱桂林精通中英文,而因為太太是香港人,所以也通曉廣東話。他認為,語言表達能力對研究者很重要,能否為團隊爭取多些資金,很多時看的就是一張嘴,所以常勸後輩別要重數輕文,應抽時間練好英語。

由於病毒量太少,無法從直接檢測找到,所以郭勁宏建議,從感染樣本提取 RNA 片段,植入細菌中來擴增數量,然後以「非甲非乙肝炎感染者」的帶抗體血清,在這些「基因庫」篩查。這個方法假設病人產生能夠識別病毒序列的抗體,讓團隊可在「基因庫」找出序列。朱桂林記得:「那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公司有很多人反對。」惟他直言,與其去說服他人,不如直接去做,再以成果服眾。

於是在 86 年郭勁宏亦加入研究後,朱桂林就和他以及 Houghton 日以繼夜「找東西」。Houghton 以感染病人的血清製作基因庫,有次發現一個「奇怪、帶油性的核酸提取物」。朱桂林笑言還好沒將其丟掉,因為以這提取物製作的基因庫中,他發現了一小段病毒的核酸。這個片段讓研究團隊找出附近病毒基因的序列,最後拼湊出病毒基因體,郭勁宏則以此設計一種篩查感染血液的檢測方法。

1989 年,研究團隊在期刊「科學」發表兩篇論文,以朱桂林為第一作者的那篇,正是描述分離及鑑定病毒的過程,並命名病毒為「丙型」。這個重大發現,為檢測血液及研發治療鋪路,大大減低丙型肝炎對人類的威脅,此醫學創新亦可啟發他人,令科學得以繼續進步。就像朱桂林打的比喻:「牛頓說過,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我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然後一代一代傳下去。」

朱桂林認為,病毒與人類的競賽一直存在,從過去、現在甚至未來也不曾停止,科學家身為「作戰」的一分子,可以做的就是致力研究。

可惜的是,縱然 Houghton 始終強調發現丙型肝炎病毒,是朱桂林、郭勁宏與他的共同成果,更曾因為兩位夥伴未能一同獲獎,婉拒加拿大的科學殊榮蓋爾德納獎,但今年只有他一人,可與證明丙型肝炎病毒存在的 Harvey Alter 以及發現病毒可致肝硬化和肝癌的 Charles Rice,同獲諾貝爾獎。朱桂林再被遺漏,他大方表示沒放在心上,倒覺對研究的肯定「遲了 32 年」。不過,他的貢獻確實有目共睹。

10 月 19 日,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發表文章,名為「發現丙型肝炎諾貝爾獎得主背後的無名英雄」。文中提到 Houghton 的研究團隊藉著努力及團結,鑑定出這種致命病毒,卻因每項諾貝爾獎最多只能有 3 人獲獎,令朱桂林和郭勁宏無法一同享有殊榮。Houghton 為此感到失望,並一口氣唸出其他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名字,表示他們也值得獲認可。

熱心推動科學的李嘉誠,看到文章後深被觸動,並尊敬願意分享功勞的 Houghton,決定向朱桂林和郭勁宏,贈予跟 Houghton 所獲諾貝爾獎獎金等值的 38 萬美元,以示支持。朱桂林接到消息後,直言「十分高興,從來沒人這樣做過」,甚至激動流淚。「其實李先生不需要做這件事……(研究)能獲諾貝爾獎已很榮幸。」但多年來在背後的努力,現在終受肯定,令他也忍不住咽哽:「我是很感動。」

朱桂林特別提到,無論在科學研究還是藝術,眼睛都很重要。能否看到與別不同的精彩之處,就在於一對靈魂之窗。他還引用塞尚對莫奈的評價:「莫奈只是一隻眼睛,但那是多好的眼睛﹗」  圖片攝影:Ann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