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看著你:為何全球反監控運動依然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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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國山東省榮成市一角掛起了由社會信用體系計算出來的模範市民照片,以作表揚。 圖片來源:Andreas Landweh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11 月,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碼「安心出行」,程式會涉及用家的行程資料;12 月 16 日,蘋果日報獨家報道,中資機構貓眼娛樂「賤價」奪康文署票務系統標書,市民將來如要買飛參加文娛活動,個人資料如信用卡,便要經過中資系統。近年無論專制抑或是民主國家,數據監控問題都受學者和媒體熱切關注,可是多年來全球反監控運動依然疲弱,成功案件寥寥無幾,有學者就分析背後成因。

麥基爾大學社運學家 Aziz Choudry 在 2019 年編輯學術著作 Activists an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Learning from Repression,書中結集 10 名來自各個界別的學者的文章,收納例子遍及全球各地,比如英國、加拿大、南非、毛里裘斯。Choudry 希望聯同一班學者共同反思,在大數據年代中政府權力的本質,以及政府如何建立嚴密的數碼監控制度,而在這個制度之下,市民又有沒有反抗的空間、應該如何詮釋資訊權和私隱權?

無論是英國、紐西蘭抑或是非洲,市民對於個人私隱的意識其實也愈來愈強,2013 年的斯諾登事件亦向全球揭露,數據監控體系已達到無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政權的監控活動卻愈來愈有恃無恐,例如中國建立了龐大的「人臉監控系統」,再輔以社會信用體系,構建出一套獨特的「網絡專制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2016 年,英國也以反恐為名,通過「調查權力法案」(Investigatory Powers Act),授權政府攔截、記錄與監控人民通訊及網路使用。

在書中,約翰內斯堡大學傳播學家 Jane Duncan 分別從政權和行動者的角度作分析。政權方面,監控成本愈來愈低,令有關計劃快速擴張。政府和大型商業機構結盟,而商企參與技術開發,甚至提供數據儲存設備,就能夠從這些監控計劃之中獲利;有些商家也會透過分析用戶數據來做市場營銷。加上,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技術日漸成熟,市民日常生活又愈來愈依賴網絡,令收集數據、監控和分析更加容易,而且更難被市民發現。

行動者方面,他們未能提出有力的論述。Duncan 指出行動者普遍以個人化的角度,談論數據監控的影響,例如以私隱權為反對論點。個人權利固然重要,但政府很多時以「國家安全」和「反恐」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監控包裝成對社會集體有利的必要之惡,說服人民要犧牲部分個人利益來應對更迫切的生存威脅。在這個環境下,以個人私隱權為主要論點顯得蒼白無力,而且過程之中,受害人很多時是不可見的(invisible),令行動者更難說服大眾。

2020 年 3 月,為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由阿里巴巴集團子公司螞蟻金服與政府合作開發的健康碼被推展到杭州;同年 5 月,該市政府計劃將健康碼變成常態。 圖片來源:Cai Zix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Duncan 認為,關鍵是如何把整場反監控運動,扣連到更大的民主價值,告訴人們反監控是為了捍衛人民集體利益。例如有政權會透過數據監控來追蹤異見者,以瓦解社會動員活動,令民眾難以透過集體行動制衡政府權力。現時很多學者會形容政府監控體系為「全景監獄」(Panopticon),監視行動無處不在,亦無影無蹤。Duncan 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政府數據監控體系並非面目模糊的機器,體制表後還是由活生生的官僚所運作,行動者其實有能力將之扳倒。

她舉了一個罕有的例子。2013 年,毛里裘斯政府推出智能身份證計劃,政府會全面收集市民的樣貌和指紋等生物特徵數據,再存放到一個中央數據系統,若果 18 歲以上市民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會被處罰。政府聲稱個人資料難以被盜用,而有關政策將有效打擊罪惡。在野陣營則認為政策侵犯個人權利,也可能被利用作鎮壓民主,要求刪除整個生物數據庫,以及取消強制隨身攜帶身份證的規定。

他們以「這是你身體一部分」(It’s part of you)為口號,讓市民意識到個人生物資訊如何聯繫到生活各個層面。而隨身攜帶身份證的規定,也勾起人們的歷史記憶,人們的祖先在殖民時期做苦工時,就是要每天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在野陣營透過網絡、電台,甚至挨家挨戶形式,鼓動市民反對政策。有人發起慢駛慢行,癱瘓身份證換領中心,有中心職員參與按章工作,也有人在領證時拒絕留下指紋。雖然政府還是成功硬推政策,不過最高法院勒令刪除整個中央生物數據庫,反對派而言算是小勝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