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區士紳化是社會問題,也是一道哲學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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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港島大坑舊區內開設的咖啡店。 圖片來源:Dickson Le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近年有很多舊區湧現文青風格的小店,吸引大家消費打卡,卻也推高同區物業價格,原區居民和商戶恐有被迫遷風險,觸發舊區「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爭議。紐約大學法律學院學者 Daniel Putnam 撰文指出,士紳化現象遍及全球大城市舊區,很多人視之為社會政策議題,但其實哲學上同樣有介入討論的空間。

士紳化一詞,最早由英國社會學家 Ruth Glass 提出,她在 1960 年代初觀察發現,有中產及中上階層遷入倫敦的工人階級社區,令舊建築翻新或重建、公共服務有改善,但隨著高檔商店遷入,商舖與住宅租金升幅暴漲,導致當區的低下階層被迫遷。此後,士紳化成為分析城市發展的重要概念,過去 50 年間,此現象遍及世界各地,部分政府面對頹敗的舊區,更主動吸引資金和居民遷入,由上而下間接促成士紳化。

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和歷史學素來都有介入士紳化的討論,正方認為可吸引投資,改善舊區生活質素,反方認為這無異於新貴階層的殖民活動,可導致舊區居民流離失所。哲學雖則看似不相干,但 Putnam 認為不論正反雙方,最深刻的分歧始終在於政治道德,加上西方哲學家如 Elizabeth Anderson 和 Amartya Sen 等近年先後提倡,以哲學方式診斷社會不公義,這都為哲學家介入提供基礎。

瓦解社區關係令貧民無依

假設有一名舊區的低收入居民,長年租住區內單位,該區突然面對不受約束的士紳化現象,他便可能要面對 3 種不同結局。在第一個情景中,業主隨即按照市場價格調升單位租金,租戶無力負擔高昂租金下,只好被迫離開熟識的社區。即使他最終在其他社區覓得新居,依然無法彌補從原有社區連根拔起的傷害。

過去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低收入居民特別依賴舊區緊密的鄰里關係,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譬如在經濟拮据時,可以向相熟的商店賒帳;當罪案頻生時,鄰居可以守望相助;他們還可以把兒童交托給鄰居照顧,變相減輕社區服務的壓力,而士紳化卻可能令無形的鄰里關係瓦解。

在第二個情景中,雖則租金加幅沒有緊貼市價,但依然有超乎通脹的升幅,迫使貧民緊縮開支,把僅餘收入大部分用於交租,即使不至於流離失所,但也構成了住房不安全(housing insecurity),這是士紳化加劇的剝削問題。

在最後一個情景中,業主出於善意而維持原來的租金幅度。這看似是最圓滿結局,但文章分析認為,業主與租戶關係依然會存在結構性不公義,這裡牽涉到自由本質的問題。英國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早有「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前者意味著個人免於外來束縛和干預的自由,後者意味著個人主宰自己生命的自由,但最近接連有政治哲學家提出第三類自由:無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

憐憫不是真正自由的基礎

在柏林十字山區(Kreuzberg),一家店被噴漆塗上不歡迎遊客的字句;十字山區是柏林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地區,也是遊客熱點,催化出當地嚴重的士紳化問題。 圖片來源:Jens Kalaene/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

在無支配自由的概念下,即使掌權者或其代理如何仁慈,但只要他們有任意行使權力的可能,受支配者也無法享有真正自由。試想像,奴隸主無論如何宅心仁厚,不鞭打或虐待奴隸,但他充其量只是有權不用。這種留中不發的大權,正好構成奴隸主與奴隸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愛爾蘭哲學家 Philip Pettit 的生動解釋,當雙方能夠對等地四目交投,而沒有一方流露恐懼或敬畏的眼神,這就是真正的無支配自由。

在這個意義之下,即使個別業主基於憐憫而不大幅加租,其實也不是理想的情況,租戶依然受支配而自由受損。如此一來,低收入租戶會否暴露於加租迫遷的風險,除了是取決於業主的善心,還有就是中上階層的投資偏好,他們的取向左右市場價格,足以威脅低收入居民的去留。在這個意義下,不受規管的士紳化構成了中上階層、業主與原區居民不對等的宰制關係。

Putnam 認為,要為這種不對等支配關係鬆綁,關鍵其實在於民主,但這裡所指的民主,不純粹是狹義下擁有公平自由選舉的權利。民主的真諦其實是「免於任意權力宰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arbitrary power),同樣的原則亦體現在經濟民主觀念上,為管制房地產市場提供政策框架。

前年俄勒岡州成為全美國首個管制租金的州份,德國柏林去年亦通過為期 5 年的租金凍結政策,適用於超過 90% 出租單位。這些政策在經濟層面頗有爭議,但在實現民主價值上卻帶來兩種好處:首先,由於租金增幅不得超越通脹與營運成本,因此防止業主從租戶身上謀取過剩的租金,阻止他們剝削經濟脆弱的租戶。其次,如果業主加租超出上限,必須向局方證明有合理需要,雙重程序保障了租戶享有無支配的自由。

非社會政策專業的 Putnam 認為,哲學家可以幫助診斷社會上的不公義,並且為治療的方向提供建議,而結論已經相當清晰:住屋徹底商品化有違民主的核心價值。至於要如何對症下藥,這不僅需要大量觀察研究佐證,還要社會科學家、持份者與公眾民主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