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平均做足 48 小時。當有些達官貴人以香港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感到自豪時，很多人即使窮忙大半生，生活質素也得不到改善，而自嘲「奴工」、「社畜」。很多發達經濟體也有工時長的情況，香港只是最極端的寫照，米德爾堡書院社會學副教授 Jamie McCallum 就在學術網站 Aeon 撰文，與大家一起探討「工作的暴政」（Tyranny of work）。
2020 年，McCallum 出版著作Worked Over，講述美國低下階層工時愈來愈長，而公司管理層卻可以利用各種方程式，操控工人的工作時間和方式。在籌備新書時，他用 Google 快訊訂閱了所有有關「工作倫理」（Work ethics）、共計數以千則的新聞。簡單來說，工作倫理即是敬業，認為勤奮工作能展現個人的德性和價值。McCallum 搜尋時，發現大部分新聞都會提及體壇巨星如何日以繼夜鍛鍊，其餘就是商賈、政客等上流人士，控訴年輕人不勤奮向上。
McCallum 形容，工作倫理過去猶如美國的民間宗教，是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支柱，翻閱新聞時，他能感到美國社會正彌漫著一種集體恐懼。2015 年一項全國調查中，72% 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再像以往美好，其中一個主因是人民不再相信勤奮能帶來回報，很多人認為比起伊斯蘭國、貧富不均和中美競爭，工作倫理陷落才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McCallum 對此表示困惑，因為在 1975 到 2016 年間，美國人平均工時足足增加了 13%，即每年多做五星期。
在 20 世紀中，美國人的每週工時比歐洲人短數小時，但到今天，美國人每週比德國人工作多 8 小時，比法國人多 6 小時；而且人們普遍崇拜工作倫理，當中包括一些低收入甚至是失業人士。年輕工人雖然常常被標籤為懶散，但 McCallum 的研究就發現，其實他們也深信勤奮是成功的關鍵，令他們得以超越前輩。有些人認為美國現今的工作倫理，是從新教徒祖先繼承下來的文化基因。
McCallum 引用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 Juliet Schor 的講法指，對工作倫理的崇拜或許並非意識形態作祟，而是隨著工時增加，工人們調整了自我期望。Schor 的調查顯示，工人們都喜歡較短工時，但同時又表示滿意自己的工作狀況，她形容工人最後變成「想要他們能夠拿到的東西」而非「拿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工作倫理就如一種妥協得來的產物。McCallum 認為不是意識形態造就生活經驗；而是反過來，人們創造一套價值體系，來證成每天重重覆覆、營營役役的工作經驗。
McCallum 回顧歷史，認為工作倫理之所以誕生，也是因為人們要證明自己是有用公民（worthy citizen）。阿里士多德曾經講過，人們只會在空閒時候，而非工作期間，才能追求完美，體現到真正自我。資本主義初崛起後，人們卻將工作和自我扣連，新的資產階級希望和舊有貴族區分開來，證明自己對社會有建樹，有資格享受特權，而後者只是社會的寄生蟲。後來的工人運動，亦繼承了這一套工作倫理，認為自己才是真正建設社會的人，值得更多權益。
McCallum 藉以指出，工作倫理是社會產物，並非去歷史化的真理，我們不是與生俱來就是做營營役役的工人，而是從社會學習過來。2016 年，McCallum 就製作短片 The Real Work，聘請了一班人在空地漫無目地挖洞，並訪問他們的經驗。有人表示過往的工作，是構成自我身份的一環，但挖洞不是。其中，有人表示挖洞就如他們做過很多沒有意義、令人難受的工作一樣，但他們需要工資來服務自己的家庭和社群，對他們來說，下班後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
McCallum 提醒，我們現時的經濟模式並非永恆真理，在上世紀 40 年代前，凱恩斯等著名經濟學家就構想過一套低工時的經濟藍圖。有很多構想最終可能流於烏托邦式，但是學者們提出了一點務實的觀察：我們根本不需要如此長時間工作，人們應該可以花更多時間在真正有意義的東西之上。而要扭轉長工時的局面，不單是經濟議程，也是政治和文化問題，我們首先要改變主流意識形態，再思考如何把時間用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