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素有移民經驗，但流亡海外卻是前所未見。加拿大學者 Ashwini Vasanthakumar 為流亡泰米爾人後代，她撰文分析流亡的複雜面向 —— 流亡領袖雖則代表原居地的異見聲音，但長期離家使他們與社會脫節，容易惹來「他不代表我」的批評；更無奈是國際對異地苦難同情有限，要贏得國際支持，流亡領袖無可避免要面對殘酷的「全球道德市場」競爭。
加拿大皇后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Vasanthakumar，即將出版探討流亡政治的專論 The Ethics of Exile: A Political Theory of Diaspora。她在文章指出，流亡就是由一個政治共同體，逃亡到另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過程，是政制失能和缺乏民主的徵兆。一個推使人民流亡的社會，就是打壓政治異見、反對派或邊緣社群，或者秩序崩解而令人難以正常生活的社會。於是乎，流亡者往往帶著政治迫害的第一身記錄到海外，是社會失序的證人。
新疆受害者資料庫（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便透過義工，收錄超過 1.2 萬名受迫害維吾爾人的記錄，內容由生還者及其家人和朋友證詞輯錄而成。不但為今日含冤入獄的人留下證言，同時要令將來有追究責任和追討賠償的基礎。對流亡社群而言，這些證詞既是抒發鬱結的渠道，又是重構集體記憶、身份認同、保存族群文化的工具。正如網站引用的維吾爾諺語所言：「點滴成湖」（Tama tama köl bolar）。
除了擔當政治迫害的證人外，流亡人士還有最少兩個關鍵角色。首先是保存異見聲音，繼續批評原居地政治；最後就是作為政治代表，持續在海外推動家鄉的政治變革。流亡領袖亦是重要的橋樑，以傳達家鄉的迫切需要，保證國際支援措施打在痛處。
全球道德市場供不應求
然而，Vasanthakumar 提出一個殘酷的政治現實 —— 流亡人士想要改善原居民政治狀況，便要持續吸引國際關注及援助，背後牽涉美國政治學家 Clifford Bob 提出的「全球道德市場」（Global Morality Market）概念。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壓迫無日無之，要關注的議題有如恒河沙數，遠遠超乎國際社會的消化極限。如果用市場概念解讀，國際同情與支援是極端供不應求。
在眾多受壓迫者之中，誰最該受到關注和優先得到救援，與迫害程度沒有絕對關係，反倒與政治迫切性和運氣關連更大。有些議題可能得名人關注而成為國際大事，但更多只會石沉大海；部分議題符合強勢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而受到認可，但部分卻揭露叫人難以面對的殘酷真相，結果就此受到忽視。
正如 Bob 所舉例，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少數民族所受迫害多年，唯獨西藏問題能夠在國際上跑出，達賴喇嘛的領袖魅力是背後關鍵，不過，成功吸引國際關注，又不代表注意力可以維持。隨著中國經濟愈趨發達，全球對西藏問題的興趣確實相應減少，促使流亡藏人要改變策略和訴求，務求令西藏議題能夠在國際版佔一席位。
這種「全球道德市場」競爭邏輯，卻可能為流亡領袖與家鄉人民帶來磨擦。流亡領袖想要代表家鄉人民發聲，但卻又離鄉別井已久，容易與當地社會脫節，特別當政治衝突暫告一段落，社會議題便愈見失焦、意見愈加紛陳，流亡領袖的代表性更可能受挫。流亡海外所換來的距離，雖然為政治批判創造出空間，卻也容易令流亡人士陷入道德兩難 —— 為求令人權議題持續獲得關注，遠離前線的他們更願意看到衝突持續。
流亡暴露民族國家無法保障人權的問題，也反映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秩序，根本難以改善國際人權狀況。但聯合國對流亡問題提出的所謂「持久解決辦法」，依舊是自願遣返、第三國安置或在地融合，仍假定主權國家可保障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罔顧人權承諾一再落空的政治現實。說到底，賦予公民權利可緩解流亡人士困境，但終究不會根治導致流亡的政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