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年頻頻受美國制裁，提出「內循環」和「雙循環」發展以抵消壓力。事實上，受制裁經驗豐富的伊朗，其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在 7 年前亦曾提倡「抵抗型經濟」，減少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增強國內市場自給自足的能力，類似伊朗版的「內循環」。
2018 年杜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後，對伊朗施加嚴厲制裁，期望經濟崩潰會動搖伊斯蘭政權根基，當地 GDP 增長果然應聲下挫，由 2017 年 3.7% 跌至 2018 年的 -4.8%。結果當然是杜林普樂見，但原來部分伊朗強硬派領袖也喜見美國制裁 —— 他們相信伊朗可先死而後生，趁機調整經濟基礎，往後西方再多制裁，伊朗也無所畏懼。
這種理念體現於哈梅內伊在 2014 年提倡的「抵抗型經濟」（Resistive Economy）。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中東研究高級研究員 Ray Takeyh 解釋，伊朗對石油出口和國際金融機構的依賴，使其難以抵禦制裁衝擊，哈梅內伊因此主張伊朗要擺脫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保護國內企業免於國際競爭，扶植國內市場成長，避免資金存放國際銀行。
簡而言之，哈梅內伊相信與西方市場疏遠，伊斯蘭政權方能永續。哈梅內伊曾揚言，抵抗型經濟可讓國家「免疫」，以後不再仰人鼻息：「面對制裁和任何制裁的可能時，我們將不再需要懼怕得顫抖。假如經濟變得有抗衡力，敵人的制裁就不會產生明顯影響。」
中國模式是出賣革命成果？
這看似是應對核問題的臨時策略，但類似爭論實際上已經纏擾伊朗政壇 40 多年。早於 1979 年伊朗革命爆發，伊斯蘭政權上台與美國斷交後，執政的教士領袖便因應經濟策略分成強硬派與務實派。
強硬派同樣支持私有產權，贊成要促進商業活動，但他們普遍相信全球化危害伊斯蘭革命成果，擔心對出口和外國債權人的依賴，勢必削弱伊朗獨立性，因此提倡以蓬勃國內市場為依歸，以自給自足為生存之道，再開拓與伊拉克、阿富汗等鄰國經濟聯繫，抵消對西方市場的依賴。
務實派卻認為，石油作為伊朗最雄厚的經濟資源，佔國家收入相當大比重，加上國民對於西方商品需求不減，擺脫石油出口和國際金融機構是不切實際。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已故前總統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為首的務實派，更曾經視中國為師，深信中國證明了專制政權可與蓬勃市場經濟並存。
對於流行第三世界的「中國模式」，哈梅內伊等強硬派教士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中國為求發展經濟，背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信念，要伊朗學習中國，也無異於背棄伊斯蘭革命成果。當務實派視上海為商貿發展模範之際，強硬派卻視上海為「文化頹廢」（cultural decadence）的象徵，證明與西方貿易無可避免帶來「文化污染」。換言之，為保意識形態純正，伊朗必須抵住西方金錢與文化誘惑。
潰而不崩的伊朗經濟
強硬派還是務實派得勢，當然不是靠辯論，卻主要受國際政治環境左右，特別是美國的伊朗政策。2015 年奧巴馬政府推動伊朗核協議時，最高領袖曾經指控美國不可信，重申發展「抵抗型經濟」的必要；路線務實的時任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則尋求折衷方案，相信吸引多國投資可刺激經濟，同時可分散風險，以維繫政權命脈。
3 年後，杜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協議，伊朗政府反應激烈，事態也變相應驗「美國不可信」的指控，令強硬路線再次得勢。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Djavad Salehi-Isfahani 在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分析，制裁當然重創伊朗經濟，石油業更是重災區，但「抵抗型經濟」的努力確實抵消了部分衝擊。
譬如相比 30 年前，石油佔伊朗 GDP 超過 50%，如今已經減至 15%；其他經濟部門受挫後，產出與就業水平也逐步回穩。即使在武漢肺炎夾擊下，伊朗經濟依然潰而不崩，危機過後，政權依然屹立不搖。伊朗固然樂見拜登上台，但伊朗民意調查卻又指出，大多數民意既不急於重啟談判，甚至要求美國先讓步遵守協議，方可與拜登談判。
在改革開放的經驗上，中國或者有伊朗借鏡的地方，但受美國制裁的經驗上，伊朗卻可能反超前中國。當中國提倡「內循環」，以緩解制裁帶來的困境時，不妨參考伊朗的「抵抗型經濟」理念，在反美路上互勉互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