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立即成為歷史事件「喀布爾陷落」，全世界的輿論一致拿來與 1975 年的「西貢陷落」相比，局面似曾相識，來龍去脈都幾乎如出一轍，有甚麼好講呢？
英國歷史上也有過「牛津陷落」（The Fall of Oxford）之説，倒是可以拿放大鏡看看。
這是 17 世紀中葉英格蘭內戰期間的一個轉捩點。
當時國王查理一世與國會翻臉，率軍到達牛津，成立議會和法庭，等於是另立「新政府」，倫敦則落入國會手中。
有趣的是，率領國會新模範軍的克倫威爾，是劍橋大學的舊生（雖然他沒有畢業），後來又當選劍橋的議員，內戰開始之後，他率領的第一支部隊便是劍橋騎兵隊，後來，新模範軍又在劍橋設立基地，因此這場攻打牛津的戰役，某程度上可以說是牛劍之戰 —— 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牛津與劍橋划艇、球賽之類的競賽，而是名副其實的戰鬥。
事實上，劍橋大學絕對沒有主動支持克倫威爾，而是迫於他的武力，不得不把校園讓給他安置軍隊。然而，城裡的市民，與校方的政治立場截然相反，師生大多是保王派，而市民普遍支持代表自己的國會議員，也就是克倫威爾。在這場戰爭之中，便形成了所謂「市民」與「袍冠」（Town and Gown）的階層對立：一個是代表更為廣泛的工商階層，一個是延續貴族傳統的精英階層，英格蘭的內戰，根源也即在於此。
1646 年春天，國會軍第三次進攻牛津，王軍終於投降，這便是所謂的「牛津陷落」。
國會從上議院和下議院委任 18 名議員，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協商接受投降的條件。6 月 24 日，「牛津條約」正式生效，王軍開始撤離牛津。顯然，撤軍無法在一日內完成的，在整個過程中，王軍將士依然保留戰爭榮譽，一路向泰晤士河巡游，大概可以想像今日香港奧運運動員坐敞篷巴士那樣，沿途有市民駐足目送，最後獲國會派發通行證解散。
國會給予王軍的保證是：在投降時曾在牛津戰鬥或駐守的所有軍人，將享有條約範圍內的全部利益，其衛隊、僕人、馬匹、武器、貨物和所有其他必需品，皆可「安靜及不受阻撓或中斷」（quietly and without let or interruption），一路通行至倫敦或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在隨後 6 個月的任何時間內，在其居住處或將搬遷之處，或前往任何方便的港口，根據條約，其人員、貨物或財產免受任何暴力，享有充分的自由。
這遙遠的歷史有甚麼值得看呢？首先可以知道甚麼是貴族傳統，國王與國會翻臉，但國會以及他們的選民，即那些沿路觀看的市民，依然尊重貴族傳統，至少在王軍投降的時候，不但沒有給他們任何難堪，這便是條約為何特別註明「安靜、不受阻撓或中斷」，以存體面，甚至還保障他們的戰爭榮譽，因為他們為國王戰鬥，只是盡忠，並不是國家的敵人。
再者，牛津與劍橋兩地，都有強大的自成一格的傳統，是典型封建制度的表現，隨時隨地可以變身軍事堡壘，校園內的知識精英，本身都合資格組一支後備的管治團隊。當然在歷史上，因為文化背景不同，牛津更具貴族傳統的保守勢力，而劍橋比較多克倫威爾這樣的「反骨仔」。
關鍵是撤軍的安排，雖然人員規模和現代戰爭不可相比，但是考慮得十分周全，竭盡一切可能避免生亂。保護國王的貴族，雖然是戰場上的敵人，但他們依然是國家重要的 Stakeholders，絕對要把這些人的力量留下來，而不是視作未來動亂的根源，必須斬草除根。這個觀念，縱觀歷史，十分難得了。
只不過，這場內戰最後還是發生了悲劇：國王違背承諾，再度發動戰爭，最終以「叛國罪」處死，震驚全英格蘭，因為國王本身是國家的象徵。但是在 17 世紀，國家的意義已經有所變化：國王興戰，造成大量人命傷亡，財產損失，也是對國家的重大傷害；但處死國王，有損貴族傳統的榮譽，也被英國人視為重大的歷史污點。
克倫威爾死後遭到報復，屍體被砍頭，300 多年後才由劍橋大學收回頭顱，葬在他生前就讀的 Sidney Sussex 學院的小教堂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