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一個是「為榮譽而戰」,一個是「好男不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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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劃黑斯廷戰役的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局部)。

保王軍撤出牛津,國會在停戰條約裡重點表明:保障他們的衛隊、僕人、馬匹、武器、財物安全,以及保全他們投降之後的體面,為甚麼呢?可見當時親身上戰場的人,本身都是貴族,他們麾下的低級軍士,可能是來自比較低階的貴族家庭,或者沒有繼承權的子弟,這些人身邊當然都有僕人。

其實看過「權力的遊戲」,對於歐洲中世紀的戰爭場面,應不難想像:貴族所獲得的特權,與他們所承擔的義務,必須相應匹配。對下,他們有保護屬地和屬民的職責,對上又有對國王效忠的誓言,這便是榮譽的來源。沒有榮譽,卻享有特權,貴族的處境,就容易變成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光景。

但這種榮譽觀念,與中國文化的傳統大相逕庭。眾所周知,民間有「好男不當兵」之說,聽起來十分輕描淡寫,實際上對於中國的政治和歷史變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據說這是從宋朝開始流傳的觀念,源於朝廷開始花錢募兵,當兵成為專門吸收社會邊緣人群的一個途徑;一石二鳥,又可以防止將領「擁兵自重」,軍隊的上下階層之間毫無認同感,都只是為一個不相識的皇帝作戰,即使流血犧牲,也得不到貴族榮譽可以保留承傳,戎武便喪失了榮譽感,將領專門負責孭鑊,打輸了分分鐘要以身殉國,而士兵更加不值一提,乾脆淪為炮灰了。

於是,當兵就成為一件可恥的事情,如果命運也是一盤投資,如此高風險,低收益,只能說是爛仔命。好處是平時躺著也有錢收,又可以蝦蝦霸霸,自然就成為民間鄙視的對象,還說甚麼榮譽感。

但是,去英國的古堡參觀,禮堂裡常見的裝飾是懸掛的各式兵器,有的是主人本身的盔甲和武器,以及各個兵團的旗幟並列,如果以中國文化的標準來看,似乎更像水泊梁山的忠義堂,多於像真正的貴族宮殿 —— 這正是兩種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前者以戰鬥為榮,而且這種榮譽不能假手於人。

當然,英國的封建貴族,包括被奉為國王的本尊,絕非大宋國官逼民反的低級公務員(譬如宋江)或者小知識分子(譬如吳用)可比 —— 後者的結合,缺乏長期的跨越世代的家族聯繫,可以五時花六時變,無絲毫榮譽感,因此中國歷史上無數次造反,都只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

但英國的封建貴族,擁有強大的地方傳統,世代相依,結構穩定,有自己的領地、財產、人力和資源,隨時可以組成軍隊投入戰鬥。無論是金雀花王朝的約翰,還是查理一世發動的內戰,都是各個貴族軍隊之間的衝突,打完仗,卸甲歸田,又回到莊園,繼續當家做主。貴族不但不覬覦王位,不想取而代之,反而成為王權的又一制衡,統治權不斷分散,若從大憲章開始計,800 多年,演化成今日的民主局面,是可見的大勢。

但是中國歷史的演變,剛好相反,所謂「好男不當兵」,也未必是只有宋朝如此,之前的皇帝也都處心積慮,要消滅「地方豪強」這種心腹大患,從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造金人開始,後來的八王之亂,藩鎮割據,靖難之變,好像一再證實皇帝的顧慮十分正確,而「兵變」這個專有詞彙,在中國歷史課本上,也總是對王權構成「最不穩定的因素」,而甚麼「杯酒釋兵權」,卻被賦予一種「天下太平」的色彩,言下之意,倘若一切實力資源盡歸皇帝,便一了百了。

中國的地方勢力,興兵是為了造反,結果只是彼此殺戮,往復循環;但英國的貴族是和國王爭取自己的權利,結果是雙方締結條約,分享統治權的 stakeholders 不斷擴大。英國的貴族,平時是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又是開啟現代民主制的肇因;中國的「地方豪強」,總是令皇帝不安,即使徹底消滅之後,也不見得帶來安寧,而明末各地方的王侯,淪落到他們平時最鄙視的炮灰手中,下場極其淒慘。

是不是因為,在中國戰場上流血犧牲的,並不是貴族本人,而是他們從社會最底層,用各種各樣的威迫利誘,帶來的炮灰?以及,炮灰們永遠無法藉由戰鬥的犧牲和付出,社會地位得以攀升與穩固,戰鬥則變成「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搵笨交易。

最荒唐的是,皇帝往往是死在宮廷裡,而不是沙場上,譬如隋煬帝和崇禎皇帝;有時甚至被太監和宮女刺殺,如此下場的皇帝,以及他們的寶座,和炮灰一樣的兵卒相比,又有甚麼尊嚴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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