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班牙的「紙房子」到法國的「亞森．羅蘋」，以至韓國的「魷魚遊戲」，非英語影視作品廣受歡迎，字幕翻譯員可謂功不可沒。他們作為節目與觀眾的橋樑，讓大家跨越語言屏障，以故事交流。但當業內求才若渴，很多譯者卻陸續離開，因為串流平台賺個滿堂紅，自己卻長年受到剝削。
倫敦大學學院翻譯研究中心教授 Jorge Díaz-Cintas 認為，各串流平台從英語製作主導變成「真正全球化」，加上疫症大流行，令字幕翻譯需求激增，此行人才正短缺。但專為日語影視作品製作英文字幕的 Katrina Leonoudakis 反駁：「與其他需要熟手技工的行業一樣，問題不在『短缺』，而是公司不想為可用的資深翻譯人員付錢。所謂『短缺』就是資本家的『我們不想付錢』。」
40 歲的 Anne Wanders 兩年來為多間串流媒體供應商把英語翻譯成德語，包括其中一間全球最大型的字幕公司。家在多蒙特的她，十分喜愛此兼具創意及挑戰性的工作，惟薪水低於最低工資，無法以此維生。「有這樣的工作很好，但若要用存款補貼就不是了。它不是工作，是被佔便宜。」Wanders 直言：「可悲的是，有人問我『應否嘗試成為字幕翻譯』，我會說『你別做，那不值得你花時間』。」
Leonoudakis 指出，英國羅漢普頓大學翻譯及電影製作榮譽教授 Pablo Romero-Fresco 曾寫道，多數電影逾半收益來自翻譯及無障礙版本，但這方面的花費僅佔成本的 0.01% 至 0.1%。她認為「對製片商及串流平台而言，翻譯是巨大的利潤推動器」，但它們「拒絕向資深的專業人士多付幾美元，改選平庸的最低投標者，只能說充分凸顯出他們的貪婪，以及對翻譯工藝、對所僱的電影人創作之藝術並不尊重」。
字幕翻譯員的待遇，確實未見改善。他們多為語言服務供應商（LSP）這類外判公司工作，而無論要花多久鑽研一句對白，報酬仍是按播放時間逐分鐘計算，部分人收費低至每分鐘 1 美元（約 7.8 港元）。英國字幕員協會主席兼歐洲視聽翻譯代表 Max Deryagin 承認，行內現有大量工作，但同業為了維持生計，普遍飽受壓力及過勞，於是最資深一批紛紛轉行，或從事其他報酬較高的翻譯。
當最有經驗的字幕員退出，他們很快會被誰取代？業餘愛好者、兼職人員、學生之類的人。然後，理所當然，這會影響質素 —— 翻譯愈來愈差。
「魷魚遊戲」的字幕爭議，或是最好例子。不少精通英韓兩語的人批評該劇的英文翻譯差強人意，令觀眾未能真正欣賞作品。韓國翻譯員協會會長陳室熙（천실희，音譯）相信，字幕水準不穩歸咎於「長期低薪」，並指這「窒礙了合適人選入行，部分情況下更改以廉價機器翻譯，加少量人為潤飾的方式。」她認為，外判「令真正的翻譯員所得無幾」，行內亦無動力培訓專業人才。
除了金錢，字幕翻譯員得到的工期也很短。作為 Disney+、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串流平台的字幕供應商，True Subtitles 往往只能用兩天來翻譯一部電影，但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Mara Campbell 記得，她在 1999 年入行之時，通常有一星期可用。「我真不知道當時是否比現在要好，但人工肯定總是過低。周轉時間是最差的部分。」即使同業仍充滿熱誠，也逐漸有人因低薪而走。
從事翻譯 30 年的 Tiina Kinnunen，曾為「宋飛正傳」及「白宮群英」製作芬蘭語字幕。她認為，語言服務供應商持續投資在錯誤的地方，「想把很多事情自動化」。Kinnunen 相信，在未來的字幕翻譯，科技扮演一定角色，但需要慎重安排，「無論它是真正幫助人們更快完成工作的東西，抑或純粹是為科技而存在的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