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 COVID-19 個案急升，香港醫療系統已不勝負荷。政府未有為居家隔離的輕症患者提供清晰指引，令到很多心急的市民湧到醫院，進一步加重醫護負擔。要應對大型公共衛生危機，其中一道基本防線是醫院分流制度。醫學期刊 Acute Medicine & Surgery 就曾刊登文章，解說醫院分流制度的原意和演變。
分流制度的英文「Triage」，起源於法文 trier，意思是分類，可追溯到法國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的著名軍醫尚拉雷男爵（Dominique Jean Larrey）。1792 年，新生法蘭西共和國捲入「法國大革命戰爭」，與英國、奧地利、普魯士等列強交戰，以防被推翻的路易十六復辟。那一年，尚拉雷以軍醫身份參與了萊茵河的戰事，深深體會到戰場的慘烈。於是他開始研發各種急救制度，例如在 1793 年創立急救車系統，應用於戰場之上。後來，他成為了拿破崙首席醫監。
兵庫醫科大學的研究團隊指，大約在 1797 至 1801 年，拿破崙率兵在埃及和敍利亞征戰期間，已經發明了一套分流制度。不過，當時的分流制度純粹從軍事角度考慮，會先救仍然有作戰能力的士兵。到 1806 年，尚拉雷才根據現代醫學原則，創立現代分流制度，並應用於與普魯士的耶拿戰役。該制度不論軍階，只看士兵受傷的情況，分為三級：傷勢危急（dangerously wounded）、傷勢較不危急（less dangerously wounded）和輕傷（slightly wounded）。
尚拉雷研發的分級制度，後來在戰爭期間帶往世界各地，據指 1860 年代的美國內戰，已經應用類似的制度。而根據另一份學術期刊 Emergency Medicine Journal 的論文指，到了 1900 年代，分流制度終於轉移到民間醫療體系，出現在英美和歐陸的急症部門。制度大約分三個階段：首先是入院前的分流，以決定救護車和急救資源的調配；第二步是救護人員初診判斷；第三步是到達醫院急症室的分流。而分流是一個動態過程，因為病人狀況可以隨時改變。
文章指發展到 21 世紀，雖然醫學技術改善，可以透過不同的生理指標（physiological parameters）來加快斷症，但醫院分流制度仍面對很多挑戰。病人對醫護期望不斷提高，要處理的病人也愈來愈多，同時財政壓力和人手短缺問題也愈來愈迫切。作者形容，早期的分流制度是「創傷為本」（trauma based），單純分辨病人傷勢的嚴重程度。作者認為現代的分流制度，需要管理更多元化的醫學需要，由危殆重症到輕症、由老到嫩等；為此，要建立更專門、更具針對性的體系。
危急熱線中心不應該每一通求助電話都派遣救護車應付，而是要幫忙找出最適當的應對方法；病人未入院前，就要分辨出輕症患者，指引他們日常護理，又或者替他們預留非緊急的門診時間；穩定而嚴重的患者要加快找到合適的部門，以騰出更多資源處理最危殆的病人。該論文認為，較理想的，是要建立一套整合的分流制度（integrated triage），由公營醫院到急救車中心、再到家庭醫生和醫學意見中心，都應該納入制度之中。目前挪威、芬蘭和瑞典正循這個方向發展。
論文又指，在資源有限，需求龐大的情況下，大家應該再次回顧尚拉雷男爵當初訂立的原則：
- 先救助最危急的病患；
- 按優先順序，把患者移送到合適的醫療設施；以及，
- 把手上資源發揮最大作用，為病人謀求最大幸福，以最短時期進行適切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