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最不壞的政治選項已足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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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約翰(King John)繼位後引發一連串事件,最終英格蘭貴族迫使他簽署協議,約束君王權力,是為「大憲章」,日後更成為英國政治的基石,但當中並沒有甚麼正直熱血的人民故事。 圖片來源:Ann Ronan Pictures/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邱吉爾評民主制度的名言,很多人都聽說過:

民主據説是一種最壞的政體,但也勝過以往嘗試過的所有政體。
It has been said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然而,這句話的重點並不是民主,而是他選擇了「最壞」(the worst)一詞,當然結合下文來看,這句話表面上形容民主「最壞」,其實是說民主「最不壞」。

把目標設在「最不壞」,可說是英國政治的特色。

這種思維須有一個大前提:必須明白世上沒有天國,人間沒有完美,甚至勇於承認以人類之墮落敗壞,個個有罪,根本不值得最好的安排(正如邱吉爾名言的上半句,形容我們這個世界為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不要妄想可以做到最好、盡善盡美,頂多只能避免製造災難,遠離人為的地獄,做到「不太壞」,就已經很好了。

這恰恰是中國政治傳統所最欠缺的思維角度。

中國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君主有「內聖外王」的崇高要求,對統治階層有「明君賢相」的美好期盼,當現實政治令人失落的時候,又有對於「桃花源」的嚮往和漁樵耕讀的片面美化。

從儒家到後來的儒學,變成了泛道德的一種教條,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似乎沒有中間落墨的餘地。君子沒有陰暗面,小人則無藥可救;只要從政的君臣都是準聖人的君子,那麼他們的統治便一定是理想和完善的:河清海晏,男耕女織;如果統治得不那麼好,那是因為當前的君主不是周文王,臣子不是周公,而是奸、諂臣、貪官、小人,只要清君側除家賊,便一天都光晒。

諷刺的是,數遍二十四史,真正算得上清明治世,歲月靜好,能達到「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之最高理想,或人人有飽飯吃的最低要求,不知能數得出幾個;反而暗無天日的暴政比比皆是,即使以宣揚愛國為目標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寫滿了甚麼官逼民反、橫徵暴斂、勞民傷財、窮兵黷武、路有餓殍、賣兒鬻女、苛政猛於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隨随便便一寫就是一串,可見這種悲慘局面,是中國政治狀態不斷重複的主題。

很有可能,由於中國的政治有這種口號式的理想主義傳統,反過來的一面,便是容易走極端,幾乎沒有協商的空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或者統治階層内部的衝突,都很難化解,通常是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永遠都是在玩零和遊戲。在這種走極端的政治鬥爭中,暴君是最不怕攬炒的,因為他有無數的別人可以作為代價,最後才輪到他,按照無產階級暴民的邏輯,寧教我負天下人,當然夠本有餘了。

因為沒有「最不壞」的選項,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但凡和談協議,都是屈辱的,譬如北宋送歲幣給遼國,就被視為軟弱的表現;而到處征伐蕩平天下,就被視為雄才大略,國威遠揚。歷史書歌頌漢武帝唐太宗出征建立霸業,就選擇性遺忘隋煬帝打仗亂花錢。晚清甲午戰爭前夕,主和派至今依然披著軟骨頭的罵名,而既不知經濟,又不知軍事的主戰派,倒得了「清流」的美名。這種思維,至今也沒有改變。

英文還有一個字,在中文裡也形同髒字,便是 compromise,妥協。妥協其實翻譯得恰到好處,妥協便是尋求最不壞的局面,大家都退一步,發生利益衝突,折損一部分,總也好過一鋪清零,關鍵是不要把對手或敵人逼上絕路,而不是甚麼「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要以為做到「最不壞」,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要求敵對的雙方或者各方,都做出某程度的讓步。英國是公認現代民主制度的發祥地,但論其源起的「大憲章」,則毫無高尚之處:既沒有明君,也沒有賢臣,更沒有正直熱血,揭竿起義的老百姓,和人民當家做主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有務實的談判和交易,談不攏的時候當然也不可避免動用武力,但是不能走極端;即使在查理一世被殺之後,還是要請回國王的血親來繼任王位。

妥協,追求最不壞,或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脈相承的思維,因為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尤其是好東西,英國不但最早奠定民主制度,也孕育了古典經濟學和自由市場觀念,成就了一個海洋商業帝國,這一切,當然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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