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農曆新年向來被視為家庭團聚大節日。不過，在提倡「破四舊」的文革年代，過年卻一度被視為需要革除的舊風俗，被扣上虛偽迷信的罪名，甚至是「剝削階級套在勞動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鎖」，過年時加班工作更被奉為新習俗。
在傳統中國社會，農曆新年的慶祝方式，每每凸顯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以致過年一度被貼上「階級」標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學術期刊「二十一世紀」刊登學者趙鳳欣論文「以政變俗：國家權力與上海春節習俗變革」，文中引述文革初年上海報章對過年的批評：
（剝削階級）利用春節大搞封建迷信，求神祭祖，提倡虛偽禮節，請客送禮，酗酒、賭博、大吃大喝，使「春節」成為「四舊」泛濫的市場。
結果，國務院以響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為名，在 1967 年 1 月宣佈取消農曆新年假期，強調這是打擊黨內走資派的關鍵時刻，要「堅決執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革命期間，工人回鄉探親假亦告取消，以後再作補假。
不收爐，在煉鋼爐前過新年
通告一出，城市的傳統過年熱鬧氣氛即時大受壓抑，2 月新年的前夕，回鄉探親的人潮大減，辦年貨的人龍不再。根據趙鳳欣的訪談，有上海居民主動「革」掉團年飯，認為既可響應「節約」呼籲，又可以減省麻煩；另一位受訪者則憶述，當時衣服不能穿得太光鮮、不能放炮仗。縱然有受訪者提及，有老人家仍會燒香拜神，但儀式都是偷偷進行。
革掉過年傳統之餘，國家更宣傳勞動生產為新過年活動，因而衍生「春節加油幹，班班都超產」、「不停爐，不停產，煉鋼爐前過春節」等政治口號。香港「大公報」當年報道，貴州「革命派」支持取消假期，斥責過年是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呼籲「堅守生產崗位」，務求超額完成國家生產計劃，奉「革命化、戰鬥化的春節」為新風尚。
儘管 1968 年國務院恢復 3 天農曆新年假，但依然強調要「廣大職工就地休假」，不鼓勵探親或旅行，部分生產單位為表現革命熱誠，反而主動過年加班。1969 年農曆新年前夕，在北京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記錄上，總理周恩來表明「做革命工作不過春節」，其後的匯報亦指出，有鋼鐵工人主動提出不過年，「不僅是連續生產的工人不過春節，不連續生產的工人也不過春節」。
傳統新年是家庭團聚的大日子，在文革下，國家卻動員家庭在新年舉行「鬥私批修會」，通常就是全家人圍坐，互相批判對方的私有觀念和家庭觀念，試圖叫所有人的視野超越個人與家庭，以整個國家社會為重，從而塑造公民的國家意識。此外，亦有「憶苦思甜」教育活動，叫大家回憶和控訴「階級苦」。
直到文革結束後，農曆新年傳統在 1980 年才在中國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