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便利店工作，有 3 件事我最懼怕。
- 每晚交更前，需要在收銀機預備 360 元正，留給下一更同事 —— 不是 3 張 100 元紙幣加 6 張 10 元紙幣，當中需要包含各種硬幣，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而每種硬幣數量要相若，例如不能有很多 5 元，卻只得一、兩個 1 角；又或太多毫子，太少 5 元、2 元、1 元…… 否則，下一更的同事在找續時就可能給太多毫子客人，沒有人想褲袋內都是 5 角、2 角、1 角。這件事對阿姐來說，很簡單，對於我？極難。頭一星期都是阿姐（在看不過眼情況下）幫我處理 —— 在第 7 晚，她以一種似乎自言自語的聲量，若無其事地說了句：「真廢。」
- 見到 Supervisor。Supervisor 是個女的，戴一副幼框眼鏡，梳一個不長不短的髮型，簡單講，存在感薄弱，置身人群裡，必定被隱沒。或許連她也清楚自己這種特質，每當向阿姐和我下指令時，必定很大聲，兼刺耳，而她又能夠持續地向阿姐和我下指令，以致我們必需持續地聽她那把刺耳聲音。有天 Supervisor 離開便利店後，阿姐跟我說：「聽沙角邨分店講個八婆未拍拖，隨時是老處女！」原來在阿姐的概念裡，「未拍拖」等同「老處女」，而因為是「老處女」，以致她這麼討人厭。我沒說甚麼，只管將垃圾箱那大袋垃圾拿出來，包好，並換上新的黑色垃圾袋，然後把那袋包好的垃圾擺出店外，等待商場的職員拿走。
- 見到同學。我這份暑期工，並不高尚，也不算下賤，但我實在太自卑，一份本來沒甚麼問題的正常工作，一旦由我去做，都似乎會變得下賤，下賤到不想被別人知道。基本上，我只讓健知道 —— 健，在咖啡店打工，很喜歡李克勤，但為了一個大學生而迫自己去聽甚麼 Blur、甚麼 Brit-pop 的那個同學。
通常你最懼怕的事，就是你必然會遇上的。
某天傍晚，阿姐躲在休息室（一個只有十多平方呎的密閉空間）食飯，我正在整理雜誌架上的雜誌 —— 嚴格來說是成人雜誌，某本格調較高雅的，封面女郎是某個剛剛宣佈拍三級片的電視台藝員；向來不算喜歡她，但封面上的她，半身，赤裸，但用手掩在胸前，又的確比平日（穿著戲服時）好看吸引。
「想問問這款止痛藥還有貨嗎？」
我回頭看，是她，她跟我同校不同級，她唸中五文科班。記得她，是因為她有參加中文學會 —— 那一年，她中四，我中六，校方要求中六學生必需參與籌辦一個學會，我揀了中文學會。
我不確定她是否認得（或記得）我，而只確定當時我手上正拿著一本（格調較高雅的）成人雜誌。
先把雜誌放回它本來所屬的位置，再走去放藥物的貨架看，不見她想買的那一款止痛藥；走回收銀處，打開收銀處後方的櫃看，也沒有那。「Sorry，應該未有貨。」後來回想，那聲「Sorry」說來是有點作狀。
她笑了笑，準備離開。
我叫停她：「我剛好有一排，如妳需要，可以給妳。」沒等她回應，已從自己的褲袋拿了出來，遞給她。那天我頭有點痛。
「幾錢？」
「不用了。」
阿姐從休息室出來，望向我，我走去雜誌架，把亂了的雜誌擺好。
第二天傍晚時份，她又來。
「想找你食飯。」
我一時間不懂回應，但還是能夠理性地回答：「我食飯只得半小時，而且公司規定，一定要在這裡。」
「那麼就在這裡。」
她買了個海鮮味杯麵，我買了個牛肉味杯麵。在等待的 3 分鐘，我想起，這段時間的她應在考會考，「還有多少科要考？」
她看著杯麵：「我沒報考。」沒等我再問她便說：「反正都要走了，去澳洲。」
「明白明白。」
吃完杯麵，她說：「我想食軟雪糕。」
我走到收銀處，卻想起，阿姐嚴禁我再斟軟雪糕。
「你斟啦，我要補貨。」阿姐說。
結果我斟了 4 圈半給她。阿姐知道，必定罵我。
這 4 圈半雪糕對她來說明顯太多，但她還是努力把它吃完。
「走了，拜。」
枱上留下她的小袋。我拿起，跑出去，已經見不到她。
本以為她會回來，但到了晚上 11 時我收工，她都沒有來。我再等，等到深夜 1 時，沒辦法，要回家了。
一直都沒有把袋打開 —— 始終不道德嘛！但我一直把它拿著，硬硬的，裡頭應該是一盒東西。
深夜 3 時。可能夜深，人的道德感被黑夜侵蝕，我把袋打開。
裡頭是梁朝偉的「一生一心」CD。記得是年頭推出的 EP，收錄了 3 首歌。
我不算是他的歌迷，但太記得那首「一生一心」—— 我一直把歌詞的第一句聽錯，把「瀟瀟灑灑的給我瀟灑的上機」聽錯成「瀟瀟灑灑的給我瀟灑的相機」，心想，究竟甚麼是「瀟灑的相機」？
我把 CD 放進床邊的 CD 機，塞住耳筒，一直聽，由「一生一心」聽到「一天一點愛戀」，再聽到「你是如此難以忘記」，然後由頭開始，再聽，終於聽到不自覺地睡著了。
第二天，我把 CD 放回盒，再把盒放回小袋，帶著返工。
我再沒有見到她。
她的名字？我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