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美國老牌學府杜克大學在中國崑山市開設校區，當時美國學界正值一股中國分校熱。然而去年 11 月一次教職員會議上，杜克大學校長 Vincent Price 一方面表示自己為崑山杜克大學感到驕傲，很高興能幫到一些希望前往美國的學生，但另一方面指領導層考慮是否在 2027 年約滿後繼續與武漢大學合作時，必須要「明確看待」各種問題，例如地緣政治局勢不明朗，以及 COVID-19 期間的校園管理問題。
龐大投資，騎虎難下？
杜克大學的處境絕非孤例，美國高等教育界普遍認為在中國營運分校的挑戰日增。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名譽主任 Philip Altbach 向媒體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表示，對於美國學府在華分校長遠能否持續感到悲觀，但這些大學已付出鉅額投資，令管理層難以放棄。即使當地學術自由持續收緊、地緣政治問題日益惡化，而且經濟下行幅度相當大，可是像上海紐約大學般已營運超過十年，大手筆投資校園，管理層又能怎麼做？
1986 年，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所美國大學分校。千禧年代初分校模式在全球各地蓬勃發展，美國的大學也更積極與中國擴大合作。2006 年，新澤西州聯合市肯恩大學迎來一位特別訪客 —— 當時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習近平與時任肯恩大學校長 Dawood Farahi 簽署協議，建立首個美國公立大學的中國校區。六年後，當習近平初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溫州肯恩大學在上海的一個小型衛星城市正式開學。
當年習近平訪問新澤西州，是共產黨整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中國領導人致力促進與美國交流，而美國於 2000 年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正常化後，地緣政治局勢明顯緩和，文化交流蓬勃，在美中國留學生數目迅速增長，許多大學領導層視中國為海外發展的目的地。根據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數據，現時有 59 所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在中國營運校區項目，數字冠絕全球，不少項目屬於提供特定課程的「微型校區」，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合作項目。
實際上，是學術界麥當勞？
這些校區項目不完全是「分校」（branch campus），因為中國法律要求任何外國學術機構進入中國必須與國內機構合作，如東華師範大學與上海紐約大學、武漢大學與崑山杜克大學等。中國機構通常提供新校園所需的大部分資金，並且會任命管理人員，而且往往是中共官員，以協助美方共同管理項目。於是，這些項目會出現一些「地下治理結構」（subterranean governing structure），很多時涉及中共官員、地方官員，他們未必會與外國學術機構分享文件。
有前溫州肯恩大學講師向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形容，兩地學府的合作關係幾乎就像麥當勞的特許經營權，知識產權是美國的，課程大綱、教科書以及許多教授也都是美國的，但實際執行卻是中國製造。不過肯恩大學副校長 Karen Smith 表示，該大學對溫州肯恩大學有完整的學術控制權，會致力確保教職員學術自由不受挑戰。Altbach 亦形容美國學府原則上不通行特許經營模式，但實際上其實很普遍。
他指紐約大學和杜克大學等知名學府，未必會完全把教育規劃的控制權特許出去，因為公關風險太高，但很多知名度稍遜的西方學術機構都有類似安排。美國和中國高等教育的合作夥伴關係十分多樣，增加監督上的挑戰，尤其是一些微型校園合作夥伴計劃。有些大學為了追求盈利而變得腐敗，提供美國學位，卻未能確保相應質量和堅守學術自由原則。不過他認為在當下，美國學府在中國投資實體計劃已不再是明智舉動，成本風險實在太高。
在戰狼牙縫間進出
習近平對中美交流的看法，早與他 2006 年訪問肯恩大學時截然不同，而這種變化只會加速。今年 7 月 1 日，中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被視為以法律形式確立習近平主導的「戰狼外交」。同月，美國國務院發出旅行警告，建議美國公民重新考慮前往中國的行程。外交關係惡化、美國國內政治壓力、對學術間諜的猜疑、更嚴格的審查以及中國的反西方宣傳，都對兩國之間的學術合作關係構成威脅。
當然，有人辭官歸故里，亦有人漏夜趕科場。2020 年正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封城之際，全球頂尖的茱莉亞音樂學院開設天津茱莉亞學院；2022 年波特蘭州立大學與南京郵電大學開啟南京郵電大學波特蘭學院。然而，一位匿名前溫州肯恩大學講師向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指，自己兩年前離開中國時，已經歷一年疫情，及後再未回去。許多人有同樣經歷，要麼嘗試遠程教學要麼解約。最近這位講師再被邀請回巢，但他表示自己再也受不了，無法再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