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歷史研究顯示，審查制度有可能會影響資訊流通，並窒礙知識生產。16 世紀的歐洲是宗教改革的時代，也是科學發展急促的時代。羅馬教廷一方面仍想維持思想箝制，但又要回應科學潮流。2020 年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副教授 Hannah Marcus 發表著作 Forbidden Knowledge，講述 16 世紀印刷技術如何令醫學出版蓬勃發展，同時反宗教改革時期的羅馬教廷，又如何審查這些作品。
Marcus 走訪了意大利北部的圖書館、檔案館，並參考了歷史學家 Ugo Baldini 和 Leen Spruit 有關「宗教法庭和禁書目錄」（Congregations of the Inquisition and Index）的研究項目，以重新理解教士和平民會否、以及如何閱讀個別醫學著作。教會對醫學作品的態度不同於對神學和其他科學文本，教士們並不關注書中的醫學觀點，而是這些醫學觀點究竟從何而來。16 世紀的教會並不接受「異端作者」，又或者在沒有審查下引用異端學說。
不過，Marcus 研究指出，當教會嘗試「道德刪訂」（expurgate）醫學文本時，某程度上並非為了阻止公眾閱讀，而是令到該些作品能夠在社會流通。在審查過程中，教士重新詮釋文本，令作品背後的「參考網絡」（web of reference）變得模糊，以便那些有合理需求的人能夠閱讀之。同時，Marcus 分析殘存被「道德刪訂」過的醫學書，了解審查者如何盡量保留原文，減少審查帶來的影響；另外圖書館又如何努力把被審查書籍納入館藏中。
從 16 世紀羅馬教廷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當權者對「道德刪訂」的願景，與現實之間所存在的差距。教廷建立禁書清單，遭受許多醫學精英的反抗，他們擔心失去跨越國界和宗教界限的專業聯繫。同時，教會也認清事實，尋求與醫學界合作，例如委託帕多瓦大學醫學院製作「修訂版」文獻。Marcus 認為教廷將民間專業人士納入審查決策，某程度上展現了他們在 16 世紀時已經認可部分世俗專業知識。
不過，這種教廷和業界的合作模式，只能取得微小成果。很少民間醫學精英願意提交修訂，即使提交了，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被收錄到官方版本中。其中少數例子包括來自拉文納的醫學家 Girolamo Rossi 和帕多瓦的 Cesare Cremonini。Marcus 認為業界的冷淡，可能是因為當時醫學界的「阻撓派」（obstructionist），積極抵抗這些審查政策，也可能是因為審查工作本來就是不受歡迎的差事，而且有各種政治和專業聲望風險。
除此之外，對於審查幅度和準則，教廷內部當然也充滿分歧，這些分歧阻礙了出版工作，Marcus 就形容 1607 年的禁書目錄「編纂草率而且充滿錯誤」（第 129 頁）。教會本來希望這些文本一旦經過適當修訂，能開放予具備適當資格的讀者。可是，何謂適當讀者，標準往往又不一致，醫生如要獲取文本，不僅取決於科學需要，還有自身的人脈網絡和修辭能力，說服教士相關作品為醫學實踐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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