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is day to the ending of the world,
But we in it shall be remember’d;
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For he today that shed his blood with me
Shall be my brother.”
從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遠不會隨便過去，
而行動在這個節日裡的我們也永不會被人們忘記。
我們，是少數幾個人，幸運的少數幾個人，
我們，是一支兄弟的隊伍 ——
因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著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對於戲劇家而言，壞人永遠是上好的素材，暴君、昏君、荒淫無道、殘忍無情、自大傲慢而最後自尋死路，都是賣座的保證，如何寫一個好的君主，才是莫大的挑戰。
在莎士比亞筆下，只有亨利五世是罕有的好國王，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
亨利五世上場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對他作了評價，以便觀眾有所心理準備：
憑他年輕時的那份荒唐，誰又能想到啊。他的父王才斷了氣，他那份野性彷彿也就遭了難，跟著死去；對，就在這時候，「智慧」，真像天使降臨，舉起鞭子，把犯罪的亞當驅逐出了他的心房；
如此本質的轉變如何能令人信服？大主教接下來便說出了觀眾的疑惑：
這可真是稀奇啊，怎麼他會學習得那麼多；他走的明明是條浮而不實的道路，他所親近的都是那些不學無術的淺薄之徒，他的時間儘是在聲色犬馬裡消磨；從來沒人發現他手裡拿著一本書，或是從嘈雜的場所，從三教九流的人群中退出身來靜一靜心。
擺在亨利面前的，有好幾個麻煩：首先是一條陳年議案，如果通過的話，教會將損失一大筆土地和財產；然後是法國反對亨利繼承他的家族金雀花王朝在法國的一部分領土；一旦他與法國翻臉，還要防範後院失火，因為「每逢我的曾祖父進兵法蘭西，蘇格蘭的全部人馬沒有一次不是浩浩蕩蕩，像潮水湧向缺口一樣乘虛而入」。
同樣是出兵打仗，亨利似乎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聲音，即使有，他也沒有追究怪罪，儘管左右都認為這樣擾亂軍心的人，應該予以嚴懲，但是亨利堅持「還是放慈悲一些吧」，「要是人一時糊塗，犯下了小小過失，我們尚且不肯瞇著眼睛只裝不看見；那麼，一旦那用盡心計、深思熟慮的一等罪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眼睛該睜得多大呢？」
這段自白，其實是為了鋪墊，因為亨利手下三個大貴族，與法國私自和談，計劃謀殺亨利，他們的陰謀及時敗露，亨利認為這是出征之前的祥兆。
為了襯托亨利得到民心擁戴，在亨利處決三個叛國賊之後，緊接是倫敦街頭一對經營客棧的夫婦正在道別，鄰里之間甚至還寒暄說笑了幾句，明知自己有戰死沙場的風險，但身為丈夫的還是擺出一副從容的樣子，原文的「像螞蝗一樣把血喝個痛快」，和「笑談渴飲匈奴血」幾無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齣名副其實的「愛國宣傳劇」中，作者又借用法國國王、太子、元帥的交談，來側寫亨利的形象，他們都沒有直接和亨利打過交道，但法國國王得出一個非常理智的結論，「他的祖先曾經拿我們當做一塊肥肉，曾經踏遍了我們的土地，而他，就是這些血腥的侵略者的後代」，因此絕不能輕敵。
封建貴族的戰爭，講究先禮後兵，在正式開戰之前，亨利派遣使節通知法國，要求法國國王交出王冠，讓給他這個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同時附上一本皇室的宗譜作為法理依據。但是接下來真的上了戰場，就是鋪天蓋地的血腥和混亂。
和當今荷里活的導演一樣，在戰爭的大場面之中，作者把視角轉移到小人物身上，上一幕在倫敦街頭準備參戰的兩個小兵，此時躺在泥濘之中交談，客棧老闆為自己打氣：「上帝的子民倒地而死，手拿寶劍和盾牌，沙場上血流如海，博取那千秋萬歲的英名。」但是他身邊的年輕人卻老實承認：「但願我是在倫敦的酒店裡！我願意拿我一世的『英名』來跟一壺酒和眼前的安全交換。」
亨利在陣前慷慨陳詞，激勵軍心，本文的引言即出自這段著名的演說（St Crispin’s Day speech），而「兄弟連」（Band of Brothers）之說，也是出於此，挪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巧的是，地點也是諾曼底）也毫不違和。
莎士比亞身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並不在於這些口若懸河煽動人心的文字，而是在於他能設身想像士兵的處境，尤其是他們背後還有軍官抽出刀尖在督戰，而且一些低級軍官也是其身不正：懦弱、醉酒、偷竊，「丟盡了男子漢的臉」，連小兵也看不起他們。而莎士比亞在這裡諷刺的對象，都是英軍。
而這場大戰就是英法百年戰爭中最著名的一場：阿金科特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
阿金科特戰役之所以在英國歷史上世代傳頌，原因有三：一是英軍以少勝多，二是武器和軍隊的改進（阿金科特戰役前，英軍中 80% 是步兵，20% 是弓箭手；但戰後比例顛倒，弓箭手大增）；三是傷亡人數低，而法國在這次戰役中，喪失了大量高級貴族和軍官。
雖然寫作的目的是為亨利五世歌功頌德，但是作者並沒有貶低敵軍和敵國，反而加了一筆英軍將領劫掠法國教堂的小插曲，遭到軍法處決，亨利還補充道：
我曾經曉喻全軍，英國軍隊行經法蘭西的村子，不准強取豪奪，除非照價付錢，不准妄動秋毫；不准出言不遜，侮辱法國人民；要知道，在「仁厚」和「殘暴」爭奪王業的時候，總是那和顏悅色的「仁厚」最先把它贏到手。
然而這番話放到工業化和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顯然就行不通了；再到今日媒體的無孔不入，輿論和宣傳開闢了新的戰場，孰為仁厚，孰為殘暴，也是任由人說，往往愈是有底線的一方，愈是容易被綁手綁腳。
仁厚戰勝殘暴，文明戰勝野蠻，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想，莎士比亞不憚於暴露英軍士兵的過錯和罪行，因為這樣並不會有損於阿金科特大捷的榮耀，人非聖賢，即使亨利也不例外。而亨利身為一位符合文藝復興標準的明君，最重要的條件，在第一幕裡已經有解釋：
我並不是甚麼暴君，而是一個基督徒國王，一切無常的喜怒都為理性所控制 —— 就像那不法的歹徒被囚禁在我們的獄中。
信仰的約束、理性的克制，這樣的特質，不得不說，也將預示後來王權受到的限制，和最終的退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