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WeWork 堆疊出來的幻影巨塔轟然倒塌時，另一個投資銀行界的巨人也跟著重傷倒地。
2019 年 9 月，原本預定要複製 Facebook 與 Uber 上市之路的 WeWork 母公司「The We Company」在最後一天撤回 IPO（公開上市）申請，原本如入中天的聲勢瞬間翻轉，創辦人暨前行政總裁紐曼（Adam Neumann）交出控制權，經營高層全數撤換。
對 WeWork 最大投資者軟銀來說，發動公開上市的行動失敗，幾乎是毀滅性的羞恥。「他覺得超丟臉，」一位親近孫正義的匿名人士說，「必須重新思考做事方法。」IPO 失敗後，軟銀股價 3 個月暴跌逾 14%。孫正義罕見的對外公開坦承監督 WeWork 不力，但是宣佈損失近 46 億美元投資後誓言重振 WeWork。
其實，孫正義與 WeWork 創辦人紐曼的緊密關係早就惡化。轉折點是 2018 年底，軟銀向紐曼之外的每一名股東籌資 10 億美元以注資 WeWork。但計劃在聖誕節破局，孫正義致電紐曼，「願景基金」已經退出，他個人只會追加 20 億美元額外資本。
新資金推升 WeWork 預估市值達 470 億美元，但燒錢太快，它得加快上市計劃。幾個月後，它放棄上市，意味著 11 月中之後資金開始短缺。軟銀金援 95 億美元換取 80% 股份；紐曼帶走極具爭議的 17 億美元下台，同時大量裁減員工。
「我們創造一隻怪物，」孫正義告訴同事，「我們把所有資金都給它了。」
怪物張口，暴露軟銀與願景真貌
救援行動的附帶條款有利願景基金，可比軟銀更快收回損失。軟銀的利害關係人都驚呆了，因為自家公司的現金可能被用來造福願景基金。「WeWork 不是唯一的弱資產，」投資銀行傑富瑞（Jefferies Group LLC）分析師 Atul Goyal 說，「我們懷疑，80 多項投資中多數都屬這一類。」
外界很難精算軟銀和願景基金的整體情況，部分原因是孫正義總是不斷交易，也因他的心腹、軟銀願景基金行政總裁 Rajeev Misra 採用的財務結構太高階。
Misra 曾任職德意志銀行，在金融海嘯前堪稱實力最堅強的信貸交易員之一，甚至被喻為「現代金融先驅」。垃圾債券之王 Michael Milken 曾推崇他：「金融與資本市場中有幾百種工具，沒有人比你懂。」
Misra 熱愛大手筆壓賭未經驗證的概念，成為科技界最重要、最具爭議的投資人。他的代表作正是與孫正義聯手，向沙特阿拉伯位高權重的王儲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提案，拿下規模達 1,000 億美元的「願景基金」。
願景基金讓孫正義超越矽谷風險投資小圈圈，幾年前這種創舉難以想像，但如今它正和美國、中國的科技龍頭爭奪最有前景的初創企業。有些風投家甚至諷刺：「軟銀已取代 IPO 了。」
不過隨著 WeWork 難堪的第一次 IPO 案後，業界對其評價徹底翻轉，認為 Misra 是願景基金不穩定之源。
有如一個蠻荒西部
WeWork 事件讓內部的尖銳文化完全攤在陽光下：Misra 帶頭製造不信任、管理混亂，而且放任高階主管與來自德銀的團隊頻頻衝突。與兩家公司密切合作的匿名銀行家擔憂，它們正在重蹈德銀覆轍：缺乏監督控管，資產負債表充斥高風險產品。
工作人員描述願景基金的文化是日常監督少、卻積極敦促發掘投資機會，高層甚至一開始就鼓勵員工快速部署資金，以便開始賺取管理費。「那裡就像蠻荒西部，」一位合作商說，「一切安排似乎就是為將速度推到最快。交易分秒必爭、團隊廝殺激烈，每一件事都快如閃電…… 但就是沒有預期中的正式化體系。」
在投資新公司時，當對手還在評估層層匯報，願景基金的支票早已到客戶手上。例如孫正義買全球最大晶片設計公司安謀（ARM），就只用了兩週時間。
這樣高度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正是放任像 WeWork 這類投資案最終潰爛的原因，內部派系鬥爭讓決策過程變成一言堂。例如，軟銀國際前財務總監 Alok Sama 曾批評 WeWork 投資案，後來被禁止參與願景基金業務，最終離職。軟銀營運總監 Marcelo Claure 也曾被剝奪直接發言權，後來他轉任 WeWork 執行董事長。
最終，WeWork 不但上市不成，還讓軟銀背上史上單季最大虧損，迫得孫正義坦承「我看錯了」。
儘管在軟銀痛定思痛，砸下鉅資開除荒腔走板的創辦人紐曼、費盡心力重整 WeWork 後，2021 年重新在紐約證交所借殼上市，但當時的估值已從 470 億美元的天價跌落到 90 億，而到了今天，則無可避免走向破產的最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