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 Paul Bloom 將在今年 12 月出版新書 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駁斥「同理心能令世界變得更美好」這種說法。他指出，同理心蒙蔽眾人眼睛，令人受情緒主導而無法將利益最大化。若真如他所說，我們在行善前，應經過怎樣的考慮？
世上的苦難那麼多，為何人只會關心某些事件？Bloom 指出，這是媒體報道覆蓋率，和「可辨識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所造成的現象。
在媒體報道外理性思考
媒體對事件廣泛報道，更容易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2005 年，美國少女 Natalee Holloway 的失蹤事件引起美國全國關注。該事件所佔的播放時間，遠遠超出同期在達爾富爾（Dafur）發生的種族滅絕。在過去 30 年，美國發生 6 場大規模槍殺案，造成 500 人死亡，但其實這只佔全國死於謀殺人口的 0.1%。
免去「可辨識受害者效應」
受害者的具體形象，也是醞釀同理心的重要元素，心理學稱之為「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早在 45 年前就以一個很傳神的例子說明概念：「假設一名棕色頭髮的六歲小女孩，需要好幾萬元動手術，以延長其生命讓她捱到聖誕；郵局一定會被一個個塞滿金錢的信封淹沒。但假設報道寫的是：再不推行銷售稅籌集資金， 曼徹斯特的醫院設備無法維持運作，屆時本可避免的死亡率將會明顯上升——這種情況下，並不會有很多人慷慨解囊。」
有了名字和故事，受害者似乎更顯可憐。基於具體受害者才能牽動同理心，而同理心的推動力是有限的；全球暖化能說明這點。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策下，面對成本大幅提升、最後生意倒閉的人，他們擁有鮮明的形象，於是反對監管的人紛紛冒起。 至於因全球暖化持續，天氣反常而受苦的群眾，卻只是一堆大概數字，即使村落被逼遷，亦不以為然。
幫人不只用心，更要用腦
著名哲學家 Peter Singer 解釋，同理心並不只是一種感性的情緒，亦來自理性的思考。他指出，理性思考有助我們更好地進入受苦難者的視野。因此一些對事物進行較多思考、深諳世道運行模式的人，如經濟學家、數學家、哲學家，甚至乎富豪如蓋茨和巴菲特等都成為利他主義者。透過思考，他們明白「I can suffer what they suffer」的道理。
而實際將同理心付諸行動的時候，更要運用腦筋將所行之善「最大化」：即是近年興起的「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
「有效利他主義」的相對者為「熱光利他主義者」（warm-glow altruism），Peter Singer 形容這幫人「不太理會人們是否真正得到幫助」。他們所做的，就是透過微小的捐款，來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我又幫助了失明的小朋友」。但通常如此無法改變太大，更時常因為沒有細心挑選慈善機構，例如捐進某國地震水災的貪污官員手中，反而令他們發達。
「有效利他主義者」思考的是世界到底真正需要甚麼，怎麼有效地改變世界。Peter Singer 對於同理心的分析之餘，亦設立的慈善機構。而他學生 Matt Wage，他投身華爾街的原因是：「賺得多，捐得多。」他精密地計算，如把自己一年 10% 的收入捐給有效的慈善機構，他將可以每年拯救 100 條人命，希望能極有效地行善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