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婦精打細算，每樣日用品都要「格價」，務求節省家用。20 世紀中期的美國主婦有別於今時今日的精明主婦，面對物價高昂、食品質素問題，她們不會覺得上街抗議是「搞事」，反而主動發聲起來反抗，經她們的抗爭，往後食品消費模式才得以改變。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勞動和就業關係助理教授 Emily E. LB. Twarog 在她的新作 Politics of the Pantry: Housewives, Food, and Consumer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講述這些「公民主婦（Citizen housewives）」 如何爭取家庭支出用得其所的權利。
我們要買得起的肉
肉食是人們生活水平的指標，尤以移民為甚。肉是日常必需品，人們理應可以應付。但現實是即使供應充足，但移民工人的工作薪金不一定能夠承受肉類價格。
許多男性的工作，必須要吃肉才有足夠精力去做 12 到 15 個小時的日常體力勞動工作。沒有肉食，工人數量或會因此減少。這不僅反映了工人的問題，也反映了家中妻子無法為家庭提供這種食物 —— 不管是與屠夫在街上討價還價、還是精明理財。巧婦難為無肉煮，也正是反抗的時候。
我們要合理的價格
60 年代出現不少抗議活動 —— 婦女抗議當地大公司定價過高。1966 年時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有數百名家庭主婦上街抗議超市商品價格高昂，另外數千人則以其他方式參與，掀起了這場「主婦的抗爭（Housewives’ revolt）」。鳳凰城的主婦因為麵包價格高企，決定抵制商業麵包店，開始自己烘培麵包。在丹佛，自稱 Mrs. Paul West 的主婦注意到一個月內罐裝橄欖的價格上漲了 4 倍。婦女組織起來抵制 5 個該地的連鎖超市總共 150 家分店。到抗議活動結束時，商品的價格下降了 20%。
家庭主婦開始抵制行動，一些企業商會，如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當然是持相反意見。不過美國政府就有意改善問題，在 1964 年任命首位總統特別助理 Esther Peterson，專責消費者事務，向從廚房出走罷工的婦女團體推動家庭友好公共政策。
然而，廣告商對於白宮設立保障消費者權益專員感到憤怒，儘管 Peterson 擔任的角色是公正地聽取消費者、廣告商和工業界的意見，廣告商仍認為這是一種不平衡的關係，損害業界的利益。
過往參議員得面對大企業的壓力，表達相關意見滿有掣肘，反而是家庭主婦更敢言。作者在書中提及一位長島（Long Island）的家庭主婦 Mickey DeLorenzo，她在 1969 年組織抵制肉類的活動，為華盛頓食品價格高漲作證，並撰寫一篇演講辭，進行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演講。芝加哥也有婦女在 70 年代時對雜貨店的商品編碼系統提出抗議。企業則聘請各大律師事務所，打電話給主婦們的丈夫：「你知道你的妻子正在做甚麼嗎？」婦女的行動無疑令商家感到受威脅。
我們搞的不是事，是應有權益
在 3、40 年代，消費者運動中，工人階級認為國家有義務干預價格和糧食供應問題，企業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二戰之後的一小段時間，工資收入、消費能力和購買力之間相對平衡。
可惜到了現在，鮮有人再為物價問題發聲，企業也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擁有同樣的銀行監管規定，自由市場幾乎完全放鬆的經濟體系下，貧窮就是種罪，人們認為如果經濟有困難，就只是個人的問題，而忽視了爭取消費者應有權益。
現時美國從在職貧窮到上層及中產階級，都沒有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作者認為這就是公民主婦在 21 世紀必須再起革命的關鍵，她看出人們已開始在社區中推動更好更健康的食物，只是沒有一個組織牽頭開展新一輪的公民主婦運動。
